木心《两个小人在打架》评析.docVIP

木心《两个小人在打架》评析内容摘要：以最蕴藉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涵义，这是木心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短篇小说《两个小人在打架》截取赵世隆的三个生活片段，在散文化的叙事中直抵心灵之困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彰显了人在经历悲情之后的自我拯救精神。关键词：木心 《两个小人在打架》 自我拯救木心已出版的小说，大多收录在《温莎墓园日记》（17篇）、《哥伦比亚的倒影》（4篇）和《爱默生家的恶客》（3篇）三本集子中。这24篇小说题材多样，叙事多变，可谓是“人性写作”的典范之作。《两个小人在打架》是一篇仅有5200余字的小说，描写了赵世隆的三个生活片段，但每个生活片段的背后，却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这表征着木心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穿透力。一.哀莫大于心假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编者问时，木心把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条件界定为“诚”字，并引用毕加索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是热诚。[1]此可谓一语中的，诚的匮乏是我们常见的文字病灶，这在学生的作文中也可窥见一斑。“中学语文教师的一大苦楚是批改本子”，这是《两个小人在打架》的第一句。如此平实的叙述句式，却给读者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教师为什么会有这种“苦楚”呢？因为学生的作文千篇一律。“不知何年何月肇始，凡作文，叙事说理，都有两种思想在那里起伏搏斗，一是消极的，为私的，另一积极的，为公的”，最后“积极的，为公的”总是战胜“消极的，为私的”。比如，每个学生在大街上都似乎捡到过钱包，尽管自己也需要钱做这做那，但一想到这钱可能关系着什么大事，便怎么地历尽艰辛物归原主;而当失主眼含热泪询问学生的名字时，却只留下一句“这是我应该做的”就跑开了。面对这样的作文状况，“我”的评语不能变化措辞，评分都是“三”，偶有字迹端正的给个“四”。数十年来，“我”就这样千篇一律地过着日子，但“鬓为之霜，眼为之雾”，只盼望退休以后“不必再日坐围城”。然而，刚刚从师范中文系毕业的赵世隆老师，在一次教研会上把它痛斥为“两个小人在打架”，并立志要从学生的头脑中赶走这两个小人。“我”作为语文教研组组长，也配合赵老师的学生文风改革，提出让学生写一些题为“我的家庭”、“秋郊一日游”之类的作文，不料学生的作文中还是“两个小人”在家庭里或郊游的路上打。一段时间之后，赵世隆变得沉默寡言，一颗英锐的新星迅速黯淡了。每个人都有“积极的，为公的”和“消极的，为私的”的两面，但当前者对后者变成一种道德胁迫时，一个突出的问题便会表现出来，那就是心假。无独有偶，在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中，有一事件叙述民办教师李尚义给学生讲课，教学内容为《掩耳盗铃》，教学目标是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课堂提问环节，老师让学生总结这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有一个名为摸鱼的学生说：“盗铃的时候不能捂耳朵。”这一回答引来其他学生和听课老师的笑声，李尚义控制住怒火，最后在他的引导下终于让摸鱼说出了“不能盗铃，盗铃不是好学生……因为他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这些话。正如木心在《两个小人在打架》中并没有否定“积极的，为公的”价值一样，我们也不会认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什么错，只是感叹学生在作文中“只会说假话，不会说真话”。因此，“两个小人在打架”的实质是“两个小人假打架”。木心截取赵世隆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进行叙事，却以一只犀利的“辨士的眼”[2]，指出了赵世隆和学生之间的“打架”以失败告终的原因，那便是“哀莫大于心假”已成了客观存在，无人能够轻易撼动这一间新的“铁屋子”。二.死要面子成原罪对赵世隆来说，教学事业的失败虽然令他迷惘和惆怅，但他还有可能像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一样过一辈子。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赵世隆的婚姻出了问题。赵世隆结婚以后，妈妈去世了，爸爸和妻子谈不来。爸爸回到乡下生活，准备找一个寡妇结婚，要求赵世隆增加一倍的生活费。但是，赵世隆没有额外的钱，妻子也不同意。更令赵世隆烦忧的是，妻子有了外遇，并且告诉他：“我一不抵赖，二不求原谅，孩子跟你跟我，随便，说离婚就离婚，不离婚，打架，有人帮我打;骂我，你就大声点，让左邻右舍的听明白，赵家出了大喜事。我这关了门窗跟你悄悄说，为的是照顾你的面子。”“面子”，一个源远流长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深深地铭刻在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国人的潜意识里。作为有着教师身份的赵世隆的面子，更使他在人生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离婚也不是，不离婚也不是。然而，人的面子不是人的尊严，“尊严是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面子却要看别人给不给”[3]。因此，面子是可以出借、争取、添加、敷衍的，它是一种表面的虚荣，是虚假的体面，是异化的尊严。对于人的尊严而言，要面子往往是没面子，因为要面子是要“提高或维护超过个人实际地位的名声”[4]。在赵世隆的这个生活片段，与其说木心以精准的文字刻画了一个败德的女人，不如说正是赵世隆的死要面子成了他摆脱不掉的原罪。赵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