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牛津大学教授米德.docVIP

对话牛津大学教授米德：“五四”与中国道路 ??2009年04月30日 ??时代周报　　对话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德 　　“五四”与中国道路 　　特约记者 王海燕 发自英国牛津 　　海外汉学方兴未艾，英国的汉学家也不在少数，但是要找到一个专事“五四运动”研究的汉学家并不容易。与多位英国的汉学家数次邮件往返，却屡屡被告知“此非专长，恕难相告”。之后，记者转向了图书馆，搜寻中，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出现在“中国相关”书架上，名曰《痛苦的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斗争》(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正是探讨五四运动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政治。而令人兴奋的是，其作者拉纳。米德教授所在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记者所在的牛津大学路透传媒研究所，巧合地同属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 　　又一个星期的邮件等待之后，复活节前夕(4月10日)，刚刚从日本搜集中日战争资料返回英国的米德教授，在他牛津的家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窗外春雨迷蒙，沙发上的防尘罩还没来得及拿掉，米德时而英文时而中文，显露出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的睿智。 　　米德1969年出生，在英国南部小郡苏塞克斯(Sussex)长大，他从小就对中国话题感兴趣，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移居牛津，从教于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政治。他的学术研究，试图从战争和侵略之中，找到它们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联系，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200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痛苦的革命》。该书围绕“五四”，讲述中国在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走向现代国家道路上经历的一系列痛苦不堪、至今尚难说完成的斗争。次年，米德因为该书获得英国学术著作奖，并被评为2005年度英国青年学者。 　　米德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不在于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影响了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也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 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同时，“五四”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它问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五四”提出“中国怎么办？” 　　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 　　时代周报：你用“bitter”来形容“五四”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翻译为中文，它是“痛苦”、“苦涩”的意思，实际上，鲁迅就曾经说过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选择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呢？ 　　米德：我用“bitter”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时候，经历了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加艰难的时期。我主要指的是里面的“冲突”。从前半期的抗日战争、内战，到后半期的“文革”等，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冲突的历史，这种冲突充满着你死我活的争夺。而因为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同时也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冲突的政治，那时的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有一个“民主”的系统。在那个系统内，人们反对这个或者那个政党，但是不反对“民主”系统，而中国那个时候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它们不能在一个系统里同时存在，两个党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所以，这个政治也完全是一个冲突的政治。20世纪的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都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一个是抗日战争，中国人反对日本人入侵，这是真枪实弹的冲突；另一个是共和国期间的政治。这些经历，足以形容为“痛苦”。 　　时代周报：那么在你看来，“五四”运动在这段“痛苦”的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米德：“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 　　虽然中国从20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之中的不变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就在问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政治先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个问题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我想民国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国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经历了“痛苦”的战争和冲突。而“五四”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问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