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课后班.docVIP

疯狂的课后班每天放学，吉林省榆树市第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榆树二小”）五年级学生唐小英都是先出教室，再进老师办的课后班。这已是第三个年头。2014年，教育部联合5部委发文，禁止课堂内容课外补、学校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对学生有偿补课等行为。同一年，榆树市教育局就在职老师有偿补课开展专项治理。2015年3月，榆树市教育局局长在全市中小学校长会议上表示，要重点纠正教师违规办班补课、非法招收住宿生等为师不德问题。参加课后班的不止唐小英一人。通常，学生由教室列队而出，在校门外排成新的队列，准备再次走进校园外的“教室”。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榆树市市区内的第四小学（以下简称“四小”）、培英小学、实验小学、榆树二小、第七小学等均出现这样的景象――放学的学生分散成数支小队，待人数齐整，由一两位时常戴着口罩的成年人领着，走向学校旁或明或暗的课后班。不止在榆树市，课后班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是教育部门年年喊打的目标。2013年，教育部祭出“解聘”狠招――对于在课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课堂内容课外补，向所教学生收取补课费的，要依据教师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然而，课后班依然疯狂。“几乎每个老师都在办班”“接送班”“长托班”“辅导班”……名目繁多的课后班挂牌营业，遍布学校四周。据榆树市教育局统计，社会力量所办课后辅导班约有70多个。这只是官方数字，更多课后班甚至连招牌都不敢挂。课后班分两类，即在职老师办班和社会力量办班。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校门口的小队伍中通常包含这两种，分辨要领在于，社会力量办班的学生由于来自不同年级，学生个子高矮不一，由于各个年级放学早晚不同，多是分批接送，学生数量因此不集中；而老师办班的学生队伍由于多是来自同一班，其身高较为统一，数量较集中，一队有二三十人。在培英小学和榆树二小，南方周末记者各随机采访了10多位家长，除了少数不清楚，其他家长均证实老师办班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有家长直言，课后班已是公开的秘密。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距离学校不足百米，约8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坐着50多个跟她一样来补习的学生。这种课后班由老师操办，主要是照顾学生下午放学后做作业。据第七小学附近多位居民介绍，一位王姓老师在学校东侧租了两间民房办起了长托班，有约30个第七小学学生。民房离学校仅一路之隔，进屋银色门常常处于关闭状态。院内有一墙隔开男女学生两个生活空间，屋内摆着10来个上下铺。一妇女说，要进长托班，得缴2 000元。这种长托班，除了辅导学习，还安排寄宿。经该小学多名学生证实，这个长托班为王老师所办。5年前，榆树市实验高中有3名教师因办班被查处；如今，这一现象并未根治，多位实验高中学生称，“依旧有老师在办班”。一高二学生说，老师办班大多是在周六日补课，8节课300元。和他一同补课的仍有20个同学。榆树二小多位家长说，“可能除了校长，几乎每位老师都在办班”。第四小学旁一位社会辅导班机构负责人说，“四小50多个班，大概有六七十名教师在参与”。不过，此说未获证实。老师办班多隐身于民居。在培英小学旁的新东方家园，有居民抱怨课后班的孩子太吵闹，小区楼道墙上被乱写乱画。在招揽生源时，多数办班老师采取暗示的方法，家长也能心领神会。“现在学校老师多是跟班走，一跟就是3年或6年，得罪不起。”培英小学一家长说，起初她家孩子没补课，有段时间回家抱怨老师总不提问他，也不表扬他。“孩子上学需要鼓励，你一鼓励，他劲头才足。”后来该家长找老师报了班，孩子在课上屡获表扬。部分老师的开班方式更为直白。榆树二小一家长曾接到教师的劝补电话，“你孩子成绩不行，来我班补习补习就好了。不补习还学什么习？”培英小学一知情老师证实，2013年，该校两位教师因办班争抢生源而大打出手。2010年，时任榆树市教育局局长李申利曾斥责，“个别教师课后办班，课上内容课外讲，更有甚者，威胁或变相威胁，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外班，不参加就给脸色看，给‘穿小鞋’”的现象，认为这是“把育人的义务当作敛财的权力”。老师“提成”，社会班补缺唐小英的母亲周兰曾考虑过价格更为低廉的社会力量办的班。权衡后，还是去了老师那里。在周兰看来，调座位、评优秀、选班干部，甚至课上提问和批改作业都是老师的“权力来源”。“现在老师办班，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周兰说。相比社会办班，老师办的课后班有天然优势，家长对老师的班也更有信任感。要求化名的社会力量办班者赵仁说，在老师办班日益隐蔽的情况下，虽然孩子因老师辅导而获得进步的成效并不明显，但家长依然心甘情愿。赵的课后班离四小仅一街之隔，开班7年，如今班里的人数有42人，为历史最高。这份成绩源于与老师合作。对老师介绍过来的学生，赵会给一定提成，但他不愿透露具体金额。同属社会力量办班的李丽在榆树二小附近开了个课后班，她不得不与老师“合作”。除了支付正常的房屋水电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