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群体的成功时常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剥削.docVIP

强势群体的成功时常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剥削 6日，来到阔别近三年的上海，上海依然如故，熟悉而又陌生。一下飞机，便乘坐上地铁2号线赶赴陆家嘴与刚好下班的亲友碰头。车内的嘈杂、混乱、无序，与东京的地铁环境反差太大，让乍到的我一时间有些颇难适应。 行至半途，一阵口琴声传来，只见不远处一个左胳膊和左腿均已折了的残疾人，他的左胳膊腋窝处夹住一根细细的木棍，后面牵着一位盲人，右手则端着一个铁茶缸，就这样一路颠簸着珊珊走来，这位残疾人和盲人看上去都有50岁左右，略显悲伤的口琴声来自跟在后面的那位盲人。很显然，这是一对典型的“地铁乞讨艺人”。 我坐在靠近下节车厢的位置，相隔相对稍远，这让我得以细微地观察。实际上他们并不强求，会把手上的铁茶缸伸到每一个乘客面前大约3、5秒，对方若无意施舍便会拿开。我大概扫了一眼，整节车厢的人约四十来人，但真正给他们钱的人并不多，为数不多的施舍者们也大多是掏出1元硬币，硬币敲击铁茶缸的声音，刺耳清脆。 慢慢地他们移到了我的身旁，我投了一张十元的纸币进去，他愣了一下，腿脚很不稳地鞠了个躬连说“谢谢”。说完便跌跌撞撞地进到了下一节车厢。坐我旁边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凑了上来，问“你不是上海人吧？”我答“不是”。他接着说，“其实没必要给他们钱，他们都是假的，根本不缺钱。” 我不禁反问道，“前面那人身体严重残疾、后面那个是盲人，难不成也是假的吗？”戴眼镜中年男回答道：“前面那个腿和胳膊折了应该是真的，后面那个是不是是盲人不好判断，可能真也可能假。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上地铁乞讨肯定不对，搞得地铁很不雅观，施舍等于是鼓励这种行为。再说了，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很多，他们怎么就不学好呢。” 听完，如鲠在喉，我选择不再说话，戴眼镜中年男则喋喋不休地继续讲了许多“乞讨致富”、“乞讨团伙骗局”的江湖传说，直到我坐至陆家嘴站。 走出地铁，一股莫名的悲哀情绪涌上心头。为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还有身体严重残疾的人只能靠乞讨生存悲哀，也为这样的“生存方式”让这个大都市的很多“文明人”感到不爽而悲哀。见到亲友后说到此事，友说“这不算什么。上海公安局的一个派出所去年还公布过‘乞讨排行榜’，对常在地铁中乞讨的人进行了排名呢。排榜首的乞讨者，可以说是什么的人都有，有年轻人，也有有88岁的老太、文盲、腿残者、白血病患者等。” 我回到住处后一查，果不其然。这个“乞讨排行榜”貌似在网上流传甚广，满篇读来尽是地铁乞讨者的“赚钱神话”，所谓“1秒钟赚到100美元”、“到了饭店叫外卖，叫16元的鸭腿饭、牛肉套餐”，以及地铁乞讨者嘲笑轨交民警等等。 然而，这些遭到痛批的“赚钱神话”，在乞讨者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呢？贫穷当然不代表正义，乞讨更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但假如他们有能力找到更好的谋生手段，又何至于会选择这种近乎最卑微的方式乞人怜惜呢？ 中国乞讨群体中骗子甚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在国内遇到乞讨者时，只要是活蹦乱跳的小孩，抑或年富力强、身体健康的，我基本也都不会给予同情。但是，对于那些身体严重残疾，尤其是又上了年纪的乞讨者，是否也要一棍子打死呢？ 当执法部门以“乞讨排行榜”的方式、以偏概全地以个例来取代整体，并以此来羞辱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时，羞辱的到底是谁？是执法者自己，还是这个社会的冷漠，抑或两者都已包括在内。 我熟悉的一位旅日数十年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曾如是总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日本是动物园，那么中国则是丛林社会。” 动物园是温和的、平静的，活在其中会逐渐失去些许斗志，因为活在其中的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彼此寻求的是“共存”，这种“共存”关系的实现离不开对弱者的关怀。在这样的环境下，丛林社会所坚信的那一套所谓“唯有成功、成为强者才是唯一评价标准”的价值观会遭到质疑，而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达尔文主义”思维会越来越失效。 有太多的事例说明“弱者该死”在中国是一条“真理”。读大学“三下乡”时，对口下乡的四川彝族自治州某地小孩子是第一次见到什么是巧克力；大学毕业工作后，我喜欢经常去建筑工地走动看看，在入冬时节曾无数次看到有的中年农民工省吃俭用到只喝白开水吃冷馒头，当我买了可乐送给他们时，他们会傻笑着说“第一次喝这玩意”。这些弱者生活在最底层，他们一辈子所占有的资源，还比不上一个权贵阶级人物一天的消耗。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何况，在一个规则不明的国度，“强势群体”的所谓“成功”时常是建立在对“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