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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治安学解读 陈鸿彝 　　摘 要：先秦儒学，系统论述了礼制、仁政、德教主张，并为中华法系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料和原型构架。孔孟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安学内容，对国家治安秩序的建设影响深远。解读孔孟对国家治安思想、治安方略、治安法理、治安模式、治安业务的论述，对丰富治安学的学科内容有积极意义。 先秦儒墨道法兵名农各家学说，理论体系大相迳庭，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各家的思路及其学理表述也有很大的差异。然而，若就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总目标而言，各家又是一致的。比如：儒家创建了礼制、仁政、德教学说，希望建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宁社会；墨家提出了尚贤尚同的“贤人政治”方案，力图消除普遍存在的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诈欺愚，以刀剑水火毒药相攻击的混乱与丑恶，向往人人相爱、人人勤俭的平等社会；道家在抨击现存秩序的基础上，阐释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方略，憧憬小国寡民、甘食美衣、安居乐俗的古朴社会；法家打出了“以法治国”的旗帜，要求“法与时移、禁与能变”，致力于建定法纪、确立权威，向往法制严明的秩序社会……而他们的理论核心则都是维护王权、维护私有制、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宁。各家都提出了安民、富国、强兵的方案与蓝图，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宣传鼓吹，为创建一个强大稳定而统一的政权作了思想理论准备。一句话，各家都要“安邦治国”，都希望“国治民安”。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百虑而一致，珠途而同归。”［1］这就为我们跳出各家的学术藩篱，从“古代治安”的特定角度“解读诸子”创造了前提。 古代治安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它所指称的“治安”是广义治安，是古代治安的思想理论、治安管理的实践活动及社会治安成效的综合。细分一下，它包涵三个层次上的内容： 一、基础理论层次，涵历代治安思想、治安方略、治安法理等；二、体制层次，涵社会安全机制、国家禁卫体制、国家治安模式、治安管理体制、以及相关制度、法规等；三、管理层次，涵历代对人口、交通、消防、边防、监狱的治安管理，历代对城市公共秩序、关卡要塞、危险违禁品的管理，对弱势群体的求助和对危害性行为的防范、惩处，以及这一切管理的经验积累与社会成效等，内容十分丰富。一句话，“古代治安”是国家依靠权威力量依法对社会实施的秩序管理，其任务是维护良性政治秩序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生产秩序，目的在于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的私有制。诸子百家以至后代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社会活动家们围绕上述问题的相关论述，都是我们作“治安学解读”的对象。古代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开展这种“解读”，是一项颇具规模的学术工程，为方便起见，姑名之曰“百家治安解读”。作为这项工程的起点，我们先解读先秦“孔孟治安学”，今后再一步步拓展到明清学术。 孔孟之道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理论源头和确立秩序的精神支柱，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轨范。而《论语》《孟子》和《尚书》《周易》《礼记》等经典著作，提供了孔孟之道的文本依据，它构成了先秦儒学的完整体系，呈现着儒家学术思想的原创形态。其中关于礼制、德教、政刑的系统论述，是后人构建“中华法系”所依据的原型思想资料，有理由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所以，我们的“解读”就从这里开始。同时，儒学与道墨名法各家又都有学术上的渊源联系，解读儒家，可以为解读百家起到铺垫作用。 人们知道，老子是孔子的前辈，孔子曾亲自问“礼”于老子。新发现的早期道家著作中，有这么一段话：“尊仁亲忠，敬壮归礼，行矣而无为；养心于慈良，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2］看来，正是道家学派的老祖宗率先提出了仁礼忠信慈良这一套政治伦理概念，启发了儒家对它的阐发。儒和墨同是春秋“显学”，它们也有割不断的联系。孔子讲仁讲礼，讲夏礼、商礼、周礼。墨子从学于儒，而特别尊崇“夏礼”，以夏禹的躬行节俭、舍己为民为榜样，于是独立成“家”。他的兼爱非攻，便是孔子“仁”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挥。孟轲竭力反对杨墨，而他的名弟子告子，却是一位“兼治儒墨”的学者。至于儒、法两家，一讲“礼”，一讲“法”，其治国思想似乎并不一致，但仔细想来，“礼”首先是指礼制，指国家基本制度，其中当然包括国家大法。《礼记·王制》、《尚书·吕刑》、《周礼·秋官》就都在讲刑、讲法、讲律，其实儒学和法学是互相渗透的。至于道家和法家，倡导“无为而治”的道家和主张“为治唯法”的法家实质上是一致的。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让老子与韩非子“合传”。可见，儒学牵动百家，对儒学的解读，有利于为解读各家学说开辟道路。 孔子，人们说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而他实在只是个“平民知识分子”。他放过羊，守过仓库，会算术，能驾马，会赶大车，也懂音乐，懂弹琴，会射箭，知道点军事知识，参加过别人的丧仪，在国家礼仪活动中当过主持人，还是个出名的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