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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舆论监督 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舆论监督问题。 新闻舆论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权力制约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新闻舆论监督，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 在对待舆论监督报道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往往判若水火。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节目，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关心的节目之一。朱镕基总理视察《焦点访谈》节目组时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他称赞他们的节目办得好，并说我也是你们的监督对象。李鹏同志视察《焦点访谈》节目组时，也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 然而，有的地方、有的人对《焦点访谈》却视若洪水猛兽，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恫吓、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不仅“焦点访谈”的遭遇如此，国内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也有因采写批评报道，人被殴打、拘留，采访设备被砸、被抢。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且成上升、发展之势，引起新闻界和法律界人士的强烈呼吁。 对待舆论监督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人民群众利用新闻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行使民主权利而进行的监督活动。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表明，我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肯定了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管理的权利和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最根本依据。新闻舆论监督就是代表人民通过对事物的评价和批评，明辨是非，维护真理，伸张正义，促进事物的转化，影响事物的进程，从而实行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因此，对社会丑恶现象和党内腐败现象实施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增强党报的战斗力、影响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1848－184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办《新莱茵报》时将报刊的监督权提到报刊首要职责的地位。马克思指出：“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议会活动的权利吗？那末，又何必要报刊呢？”马克思曾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 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列宁就宣布：“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列宁还指出，应当“通过报刊来揭露各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同时，“应将 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以“发扬正气，压倒邪气。”1954年4月，他在对胡乔木的谈话中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 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引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多次重要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闻和宣传工具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做斗争。”在十四大报告中又郑重指出：“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并且强调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上再次提出：进一步做好典型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工作，扶正祛邪，振奋精神，鼓舞人们奋发向上。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中，深刻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讲话中提出人民群众应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等权力，指出“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关于舆论监督思想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