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乌坎”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思与辨.docVIP

“后乌坎”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思与辨 　　[摘 要]民主构想与治理期待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双重使命。广东乌坎村事件再次引发了村民自治时代民主选举与社会治理的深入研究。以2012年3月乌坎村民主选举为分水岭，“前乌坎”时代偏向民主选举，“后乌坎”偏重于农村的社会治理。通过对“乡土精英治理模式”的分析，认为农村基层社会宜采用民主框架下的威权治理。 　　[关键词]“后乌坎”时代；社会治理；乡土精英；威权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2 ― 0083 ― 03 　　一、“前乌坎”时代 　　2011年9月，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爆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2011年12月，当地政府官员派代表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谈判，事件转向和平发展。2012年3月，乌坎完成了新一届村委选举，村民自治再次实现。然而在“民主”胜利后，乌坎村社回到原本矛盾交织的境地，村落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利益分化、发展观念经济至上的价值重塑时代，村民自治面临“微失控”。村民自治与农村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村民自治从一出生就承载着强烈的治理期待与美好的民主构想这双重政治使命，面临着民主追求的探索与农村治理转型的双重寄望。 　　二、“后乌坎”时代 　　2012年3月4日，在政府及媒体的监督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乌坎村村民如愿地选举产生了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乌坎村进入村民自治的新阶段。然而，民主之后呢？村民长远的民主期待和最现实的农村治理被割裂。在“民主”胜利后，乌坎的村社回到原本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各个宗族各种势力各种组织利益诉求不同，利益分化严重。在乌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初步实现了村民自治的民主面貌，民主选举、村民自治、村务自主等观念已深入民心。与此同时，农村地区面临着农村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村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等问题，学界开始反思并探讨农村基层的社会治理的适度空间，寻求更为有效的农村治理方法和模式。 　　三、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困境 　　（一）上级主导政权的历史束缚与现实掣肘 　　村民自治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沿用“乡政村治”模式。“乡政村治”推动了我国整个农村民主政治和农村治理的进步。随着社会转型发展，“乡政村治”模式局限性不断暴露，乡与村两个级差机构矛盾重重。“作为强制性政权的‘乡政’与作为自愿性自治的‘村治’共处于国家――社会制度体制内，……不同的权力来源及服务目的致使‘乡政’和‘村治’在日常运行中产生诸多矛盾和冲突。”〔1〕 　　（二）村级民间组织的影响 　　农村历史以来形成了诸多内生性的组织或半组织化的村级组织，在广东沿海地区普遍有着宗族理事会、神明理事会、妇女理事会、老人理事会等。这些村级民间组织在村务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村民自治时代表现得越发突出。民主化进程的农村，村民往往是以姓氏或者族亲为分界的标准，宗族就在无形中成为一支看不见的手。时至今日，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过程中宗族势力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农村民主选举中有着庞大宗族（家族）势力的候选人，一般掌握了选举的主动权。各类村级组织利益交织在一起，长期影响和干预村事务的处理。 　　（三）村民自治机构“心有余力不足” 　　村民自治下，寄予过多的期望的村委会管理往往止步于村务治理的现实困境之前。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要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组织代行村委职能的现象时有发生，村委会无能为力。经济发展是常态的――经济发展至上的观念深入民心，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近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变异的价值观引领下的农村生产与生活方式出现裂变，土地收益问题复杂错综、教育卫生问题纠结不清、利益访求多样化，村务共识难达，村委的权威受到藐视，村民自治机构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村级领导者权威面临挑战 　　村级民主选举的最初寄望是将村事务集中化处理，委托给予以村主任为首的村干部。在一些村务复杂、村资源分配面临困难的村社，村民希望选举出来的村领导人能够力挽狂澜，以“救世主”的身份和作为带领所在村走出困境创造农村发展的新景象。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选举人产生的程序与资格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重要的是能否在利益保障、利益分配和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让他们有最感性的满足。村级领导干部面临挑战。 　　（五）制度过密化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保障。村民自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村民自治？广大农村地区内在地发展了具有特色的共生性的制度――宗族制度、祭拜典礼、保卫制度及其他自治制度，这些内生性制度是村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的自我认同。与此同时，大量由国家、政党和社会组织设计的外生性制度嵌入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