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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的数字化生存 　　最近的公关圈很热闹。在著名传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魏武挥老师发表了《公关到底重要么？》一文认为“公关就是打杂的”之后，公关行业的大牛、通用电气（GE）中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要和他“玩命”。 　　终于，当我们谈论公关的时候，关注点已经不再局限于“车马费”、“黑公关”和“315Plan B”了。当一个行业在反思“自我价值”的时候，正是这个行业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也是这个行业转型并新生的机会。 　　我们不能低估公关的价值，公关依然是企业的战略核心部门，负责企业的“颜值”，赋予一个品牌温度和价值。 　　我们也不能高估公关的地位，把需要跨部门协作才能取得的“功劳”单独留给公关，比如品牌建设和维护，比如产品定位和推广。过一下嘴瘾可以，现实中却不是这样。从品牌形象到产品推广，市场、销售、品牌管理、数字营销、雇主品牌、渠道、供应链管理、售后以及各个商业部门（Business Units）等部门都有自己戏份，公关只是其中一个角色。不服看预算。 　　无论是甲方还是乙方，正在经历一场自我“危机公关”。所有公关人都得承认，世道变了。当传统媒体纷纷倒闭，当舆论和影响力“下放”，当世界变得“小”而“透明”，公关不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免死金牌。 　　公关的价值 　　对公关的定义和理解不同，对公关价值的认同也就各异。无论是百度百科还是Wikipedia，关于公关的定义和假说有无数的版本。在公关作为一门“手艺”诞生后的100年多年时间，关于公关的定义以及公关的价值的探索和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歇。 　　但是，它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打杂的角色。 　　在学院派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公关行业诞生于上个世纪，以1900年George Michaelis建立第一家公关公司Publicity Bureau作为开端。尽管这家公司于1911年就倒闭了，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公关行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早在1932年，公共关系学科化的先驱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L.Bernays）就提出公关的价值在于影Ⅱ向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或者在两者之间建立微妙的联系。 　　从那时开始，公共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就已经从新闻和传播领域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理论和体系。 　　世界上最大的两家的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和博雅（Burson-Marsteller）分别与1952年和1953年成立。从那时起，公关就在实践中突破了“媒体”和“发稿”的范畴。爱德曼以“The Toni Twins”项目让公关开始走出“发稿公司”的围城，让公关成为代替广告成为营销和销售引擎的另一个重要工具，也因此逐渐奠定了业界企业传播老大的地位。 　　而博雅则以危机公关和政府公关见长，让公关成为保护和重塑企业品牌形象的战略工具。几乎在同时，另外一家公关公司伟达（Hill Knowlton）开始了全球化，让这个行当迅速全球化和标准化。 　　1948年，早期公关先驱Eric Goldman在《双向街（Two-Way Street）》一书中，总结了企业公关的三个阶段：造势宣传（spin）、公关传播（publicity）和以互动为目的的双向互动（Two-way communication）。 　　从50年代开始，大众媒体包括广播、电视和印刷媒体的繁荣诱惑着企业公关在公关传播（publicity）和双向互动（two-way communications）之间选择了公关传播，大众传媒媒介的强势地位让公关选择与大众媒体和记者“结盟”。 　　在接下来的50年，公关围绕媒体制定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新闻稿”、“媒体关系”和“媒体活动”的同义词。这种“趋利”的行为也让人们对公关的价值产生怀疑。在很多人看来，公关只是“速记员”、“传声筒”和“发稿机”。 　　在中国，公关和所有的外来行业一样，经历着快速而又扭曲的发展。 　　“车马费”是中国式公关最大的特点。它究竟是“媒体贿赂”？还是“诚意表达”？或者是为了营造发布会现场满坑满谷升平景象的“签到捧场奖励”？很难说得清楚。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的公关和“水军”、“五毛”、“大概八点二十发”、“黑公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加扭曲的是行业的生态。甲方和乙方，本土公司和外企，价值观不同，方法论各样。 　　在甲方看来，乙方都是白痴。在乙方看来，甲方都是傻×。好创意不如好关系，好关系不如好交易，甲方和乙方的相爱相杀掺杂着私人恩怨和个人利益交换。 　　野蛮生长的本土公关公司和中西结合的外来者无论在价值观还是方法论上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在外企眼中，本土公司不仅“吃相难看”，而且让“水军造假”、“效果虚报”和“一手发负面一手做危机”的“下作”公关透支了行业信任，破坏了整个行业的健康。而在本土公司看来，外企就是水土不服的装×犯，既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