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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也要转型？新时代领导者的自我修炼 领导力转型 在即将过去的2007年，跨国公司的第一代中国区总裁们纷纷提前“退休”。包括惠普的孙振耀、微软的陈永正、IBM的周伟焜、Sun的余宏德、AMD的孙秀芳……他们的离去使得有人因此猜测，第一代长袖善舞的“唐装使者”的谢幕，将预示着跨国公司即将进入其中国战略的2.0时代。 2007年，51岁的孙振耀以“退休”的方式在惠普谢幕；之前的1月份，周伟焜退居二线；而杜家滨自2005年从思科辞职后不知去向；陈永正卸任微软之后，前不久重新以NBA中国CEO的新面貌出现在公众眼前。至此，见证了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第一代职业经理人的主流身份均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提前“退休”的深层原因 据一份不完全、但涉及众多行业的名单显示，包括甲骨文、摩托罗拉、佳能、东芝、阿迪达斯、UPS、欧姆龙、麦肯锡、IBM、DHL、松下、索尼、佳能、诺基亚等跨国知名企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先后出现总部和中国区的权力更迭。在这些跨国公司接连选择以人员调整为指针的转型背后，一个相同的目标也随即凸显。即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市场，跨国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需要对自己相应的机构设置不断进行审时度势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也是企业不断前进的重要推动力。 “人事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制造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而不仅仅是进行贸易的地方。”凯捷大中国区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朱农飞表示，当中国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总部对于中国市场的认识就会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战略的改变，即从一开始的进入市场，演变成维护市场。“进入市场和维护市场，这两个阶段的战略和策略有着很大的差异。此时，如果本土团队能够尽快适应战略转移，那么发生人事变动的几率就很小；否则，假如没有理解总部的战略意图，那么即使是创业元老也会惨遭淘汰。” 通常，市场专家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2年，跨国公司在当时只是进行探索性的投资，大多数只把产品销售到中国，而不是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从1992年到2001年是第二阶段，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优惠政策为引导吸引外资，跨国公司纷纷展开规模较大的投资，在中国建立包括工厂在内的众多独立法人；第三阶段始于中国加入WTO，这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律框架基础上的全方位开放，使跨国公司在战略和投资领域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首先是对中国投资力度的加大，其次是投资领域的变化，跨国公司正在逐步走向投资一体化，即向价值链的两端扩展，包括上游的研究和开发，以及下游的零售、批发、物流等服务和营销环节。”商务部专家王志乐指出，上述两点同时出现，导致了跨国公司在管理结构上重新对中国战略进行调整，而这被认为是在华跨国公司出现人事变动的深层原因。 寻找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担任跨国公司在华的首席执行官，在第一代跨国公司领导者中，有不少人已被视为跨国公司中国形象的LOGO。出于企业文化的影响力以及事业拓展的综合影响，很多人也因此相信，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并不会从此从产业的舞台上消失。 市场人士认为，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壮大，职业经理人可供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外企的职业经理人被请进中国的民企，充当国际化征途的旗手。前行者有李汉生、吴士宏，后来者有唐俊、何经华、符标榜等。且不论他们眼下在民企的成败如何，但这一趋势已经成为第一代领导者卸任后又一现实的出路选择。 此外，类似的改变很可能发生于从“演戏”到“导戏”的转型过程之中。正如柳传志曾说，做企业就像演戏，而做投资像导演，去导戏。亲身做企业劳心劳力，但做事的成就感很让人眷恋，而做投资恰好既可以满足成就感，又能脱身于企业具体事物的管理。针对这样的观念如今早已有了身体力行者。诸如张醒生从亚信离职后，开始了自己的投资人生涯；周鸿袆从雅虎辞职后，转身变为天使投资人。分析人士指出，凭借对新商业模式的敏感、过去人脉资源的累积，以及对行业走势的经验判断，足以令昔日的外资高管成为明日的投资明星。 第一代跨国公司高层的暂时隐退，或许昭示着跨国公司中国战略的转型。但转型过后，他们有的或许会选择重新再来，有的寻找到了施展拳脚的新领域，有的则开始享受生活，看起来是各有各的精彩。而以往集铁腕和精神领袖魅力于一身的“中国式领导人”也将因此被赋予全新的意义。 ■案例点评 创新成为未来外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 早在五年前，跨国公司高层更迭就已开始，而在2007年，随着孙振耀、陈永正、周伟焜等人的职务变动，外资高层领导人的职位变动有了更集中的爆发。 高管更迭影响有限 从原因上分析，第一代领导人在外资进入中国的早期曾经担负过特殊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从内部管理上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