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二1)研究与分析.docVIP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水土保持 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 　　但克瑞翁面临巨大挑战。底比斯当时正经历了重大的内乱和战乱，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非常需要政权稳定、城邦和谐、人心团结和政治权威。面对为夺取王位、率领他邦军队攻打底比斯城—“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30—的波吕涅刻斯的尸体，克瑞翁为了城邦的利益怎么样也不可能、也不应当将他同“为国捐躯”的厄特俄科勒斯的尸体同等对待。如果对叛乱者不予严惩，那如何震慑今后城邦内其他人可能的叛变呢?如何确立城邦至上的观念呢?克瑞翁知道，在利益的诱惑下，任何人都可能效仿波吕涅刻斯。而“背叛是最大的祸害，它使城邦遭受毁灭，使家庭遭受破坏，使并肩作战的兵士败下阵来”。31因此，从政治上，从城邦利益上，以及从克瑞翁本人权力的有效行使来看，都必需惩罚叛徒。 　　问题是该如何惩罚?波吕涅刻斯已经死了，任何通常的惩罚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也不可能以连带责任惩罚其家人，例如安提戈涅，因为后者同时也是保卫城邦的英雄的妹妹。克瑞翁借助了一种因社会共识而形成的象征性惩罚，将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在当时相信血缘关系神圣性的那些普通民众看来，这是相当严厉的，对他们已习以为常的家庭伦理和神秘信仰确实构成了一种挑战，可以说触犯了涂尔干所说的那个“集体良知”。32克瑞翁的决定因此是越轨的，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风险。 　　但也不必定。因为，随着城邦的建立，这一神定法的观念已经逐步失去了其规范支配力。在剧中，克瑞翁敢于颁发禁葬令，且毫无顾忌，就表明关于这一神定法的神圣性已经弱化。如果克瑞翁自己也真的确信这一神定法，或者是生活在一个为神定法绝对掌控的社区，他无论是出于个人信仰或政治权谋都不可能颁布这样的禁葬令。事实上，作为民意之象征的剧中的歌队长从一开始就至少是默认了克瑞翁的这一法令。33 　　更强有力的证据是，年轻的伊斯墨涅也完全没有为安提戈涅的神定法的论点打动，拒绝参与安提戈涅的神圣反叛。这都表明，这一神定法在当时的底比斯城已经不再是那么神圣了。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克瑞翁的这一法令并非冒天下之大不匙。如果想到中国春秋时代伍子青为父兄报仇而对楚平王掘坟鞭尸，想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炸开汉奸汪精卫的坟墓焚尸，就可以看出，仅就做法上看，克瑞翁其实已经是比较节制的了。但是，即使这一比较节制且民众不难遵循的法令，也被人公然违反了，且来自内部，这恰恰表明克瑞翁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很不稳固。无论是从克瑞翁的角度还是从城邦的角度来看，都需要强化政治权力。克瑞翁处在矛盾的极端，他已经很难在这一挑战面前退却了。 　　还应当注意的是，克瑞翁在颁布禁葬令之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想到挑战者会来自自己的亲属，来自他想象中的同盟军。比如，当得知有人安葬波吕涅刻斯之后，他首先问的是“哪一个汉子敢做这件事”，34而根本没想到会是安提戈涅。他也曾一再指出，该法令指向的是那些贪图利益的人，被金钱收买的人，35因为克瑞翁认为人们可能为了利益金钱而使城邦毁灭。36安提戈涅在他身后的意外出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此时的克瑞翁已经不能收回成命了，否则只会给他自己和城邦带来更大的危险。这里有一个事先和事后的问题，有一个立法者无法预料和控制自己的法令之最终后果的问题。 　　克瑞翁并非女权主义指责的那种(男性的)僵化的法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务实的重视后果的政治家。危机出现后，克瑞翁立即采取了控制措施，试图在维护政令的前提下通过妥协来化解危机。当先知告知他可能有不利后果之际，他也立刻改变了自己的命令，采取措施挽救局面，尽管这时已经太迟了。在讯问安提戈涅时，克瑞翁首先了解的是士兵是否亲眼看见安提戈涅埋葬尸体。随后，他又给了安提戈涅一系列可能的台阶: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你知道不知道有禁葬的命令?以及，你真敢违背法令吗?只要安提戈涅否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克瑞翁都可以通过“区分技术”来对安提戈涅从轻发落。但这能否有效完全取决于安提戈涅有没有合作的意愿。在安提戈涅“天性倔强”、“傲慢不逊”37和以死亡争取荣誉的决心面前，克瑞翁再一次失算了。安提戈涅甚至公然夸耀自己的行为，提出了几个更激烈、更极端的命题:我服从的法律是更高的永恒的法律(因此在规则的合法性上，我比你更高);我不会因为害怕你的反对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因此在道义上，我也比你高);你认为我干了傻事，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傻子(因此在智力上，我还是比你高)。38她不仅逼迫克瑞翁尽快处死自己，39而且声称自己的做法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40这种不合作，这种嘲弄，这些威胁，这些刺激，都把克瑞翁逼到了一个政治的、法律的死角。克瑞翁只能依据实在法严惩安提戈涅。 　　双方的特殊关系和关系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冲突，而不是如同在其他境况下可能缓解这一冲突。眼下的冲突是只能按照政治关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