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学人之逝.docVIP

2009，学人之逝邰　藓　李婉薇 每年都有前辈学人、作家离开我们，但2009年似乎更具标志性。这些远去的身影，几乎都与20世纪同行，既经历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也无法幸免于各场政治运动，其穷与达，有着时代的必然和偶然。在政治变幻的年代，他们的选择，代表了属于那个年代的文化人对政治走向的应对方式。 体制与知识分子 　　【丁聪　5月27日、钱学森　10月31日、罗京　6月5日】 　　5月，漫画大家丁聪先生逝世。70年的创作生涯里，尖锐的世相讽刺题材是他最大的标签。与他温和的外表相反，丁聪是一个从来不懂得妥协的人。媒体对于他的探析也多着眼于他在政治压力下的自我坚持，强调了丁聪于政治形态的不适：解放后，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都在满怀热情地歌颂人民的事业，“由讽刺变成歌颂，他不习惯”。1957年的“二流堂”事件，他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北大荒。有意思的是，丁聪反倒一反风格，画了一批色彩灿烂明媚的彩色漫画，“他一直拥有一种奇异的通达和乐观，善于从黑暗中找到光亮”。“文革”期间不许画画，丁聪就买泡沫塑料剪鲁迅和高尔基。“对丁聪而言，跨越‘文革’的前后二十年是人生中一个特殊的时期，硬生生地将他的漫画生涯割成三截。”平反以后丁聪为《读书》画了27年，但处于当今的经济时代，丁聪依然无奈。他曾说：“现在没有气氛画漫画了，我不适应今天的时代。现在是画不出，什么都不好画。画漫画有个屁用!”即使如此，丁聪仍然努力坚持着自己的讽刺路线。他认为，“如果说战争年代的漫画是一把‘匕首’，和平年代的漫画则是‘手术刀’。”老搭档陈四益评价：“他关心的不是作品能不能发表、能不能得奖；他总是在想：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批评?是不是可以促使他改进一下?” 　　10月末，“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离世。纵观媒体报道，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关于钱学森上世纪50年代执意回国的赤子之心，都着重采访报道了在那个军事实力决定国家威信的特殊时代里，钱学森的贡献，其对中国无可估量。 　　一向以新锐著称的《新周刊》则刊登了吴晓波的评论《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该文对钱学森的“随波逐流”进行了批评：“我总觉得，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罗京算不上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但作为体制形象的代言人，他的逝世也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人们已经习惯解读《新闻联播》其后的政治意味。《再复制一个罗京不那么容易》、《罗京辞世 一个播音时代的结束?》、《这一次，别人播他的新闻》均提到，随着主播罗京的逝世，那种标志性的高高在上、字正腔圆的“联播语体”已渐行渐远，很可能成为体制转型的遗物。《中国新闻周刊》的另一篇文章《新闻联播的变脸猜想》更是明确地指出了罗京逝世意味着变革：“要让《新闻联播》重获生机，就要走出符号化，真正地回归新闻。”《新闻联播 舍此无其他》则对由播音员的转换对体制产生的震动效果持怀疑态度，接受采访的赵忠祥说：“这是不可能改的，一个机器的行进，车上掉下来一个人，旅客的时刻表就改?不会的。” 国学大师 　　【季羡林　7月11日、任继愈　7月11日】 　　2009年，季羡林和任继愈相继离世，就此将“国学”推向了炙手可热的舆论巅峰。国学陡然生热的现象包含了“文化怀旧”和“体制与知识分子”的双重命题，文化与政治的边界在这里变得模糊起来。 　　季羡林和任继愈同日逝世。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身上的政治痕迹显然比任继愈要清晰很多。1998年，《牛棚杂忆》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在北大百年纪念和对北大精神阐释浪潮中季羡林旗帜鲜明地打出爱国旗号。文章《孤独季羡林》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和谐需要这个符号。”21世纪后，政府对于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建设重视程度逐步加深，公众呼唤与治国之策此时不谋而合。卞毓方在文中如是解释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季羡林：“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和政通人和，他的出现符合社会需要和人们的心理需要。”国学的任务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理所当然地被定义为“激发爱国热情”。《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也提到：“文化的传承需要仪式性。这一层意思，以国家总理自2003年以来五次看望季羡林先生，彰显得最为明显。” 　　更多的媒体，则绕开了国学与体制的尴尬联系，转而从精神怀旧层面进行报道。《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大师”的纷扰都与他无关了》一文提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群像的消亡影射的精神匮乏：“那个缤纷的时代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根本不需要去树立类似‘大师’这样的文化符号。季羡林如今成为个体现象，这背后隐藏着这个时代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的确，当代人对文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