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行政,市场.doc

京津冀,行政,市场 篇一：谁来主导京津冀协同发展：市场之手还是行政之手？ 谁来主导京津冀协同发展：市场之手还是行政之手？ ——京津冀一体化系列报道之路径篇 京津冀一体化这一酝酿十年之久的国家战略近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一系列信号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将在这片2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究竟存在哪些障碍和困难？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政府和市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京津冀一体化的路径何在？ 围绕这些问题，半月谈网记者与有关专家进行了对话。 半月谈网记者：京津冀协同发展究竟存在哪些障碍和困难？ 马晓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一是三地之间缺乏协调机制。京津冀都有一亩三分地，自己搞自己的事，三地之间的要素资源配置关联度不高，相互之间不协调、不联合。按道理，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向周边辐射，但京津不但不辐射，现在还在吸附周边的要素技术、资本、资金与产业。三地缺乏要素之间的效用最大化。 二是两城带动作用不明显。环渤海地区基础设施不是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的效率低下，综合承载能力不强。 三是产业结构既雷同又竞争。没有形成互补的格局，没有把自己不应该做的转给第三方。比如说一般加工业、传统服务业等，还在无序竞争。按道理来讲，北京不应该做终端加工制造，一些汽车零部件制造都不应该在北京做。 四是资源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北京周边聚集了3亿吨水泥生产企业，还有一大堆小五金、养殖企业。这样导致环境质量靠风吹。在产业配置上没有做到跟环境相结合，三地不协调。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以下障碍和问题。一是在观念和心态上面存在问题，京津是中央直辖市，发展水平高，长期以“不跟你玩”的心态自居；二是行政主导型经济，存在各种行政性限制，产业调整没有跳出行政区划界线；三是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不畅，区域合作还没有上升到产业融合的高度和层次；四是国有企业比重大，市场化进程缓慢，民营经济薄弱；五是产业配套能力差，如北京电子产业规模大，但配套基地大都选在广东，因周边的配套能力远不如广东。 张贵（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制约瓶颈，是没有构建成一个富有活力、统一、区域性的市场。表现为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和迅速的集结，生产活动不能对接协作，更不能互补互助。原因主要有四个：体制机制束缚经济发展，地方保护严重；国有企业占比比较大，民营资本比较少；特大企业比较多，中小微企业比较少；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区域性的市场游戏规则。 半月谈网记者：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占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市场和政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这就要求“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配合、共同发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要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特别是产业布局、产业发展。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也包括治理雾霾。 而政府应该在发展战略、重大规划、重要标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方面有更大的担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拿北京来说，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有些不符合定位的企业应适当地向周边城市转移。而“增量”部分需加大控制力度，向周围布局。这个过程很复杂，应当采取合适的市场办法加适当的行政办法来解决。 马晓河：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建立三地的协调机制，京津冀之间的协调可以学习法国大巴黎区。大巴黎区跨了好几个省，它有一个建设机构，掌握一定的资金，对各个省区之间的大区公共设施进行统一建设。京津冀也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统筹协调跨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三地每年各出一部分钱给这个机构，专门用来建设跨区之间的公共设施，如断头路、断头天然气、水管等等，共建共赢。 王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首先要建立协调机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协调机构应该是办实事或者是拍板做决策的。仅靠这个机构不够，还要发挥发挥不同层次的协同作用。一定要避免京津冀协同只是政府的事，这是一个死胡同。 这个协同应该包括社会专家、一些企业和利益相关的公众群体。比如环境事件，应该有更多的公众参与，用有效的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考虑在大的框架下成立委员会，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汇集到中央决策部门，从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来考虑。 崔军强（新华社北京分社常务副总编）：一体化过程中主要手段应该是市场化，但如果不搞行政命令了，很多事又是空谈，又是热闹一场。所以，在顶层设计中，肯定既要强调市场行为，又得有一定的行政干预，关键是二者的比例关系如何协调。 北京现在面临的是扬弃问题，你扬什么，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