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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小额诉讼适用情况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法院接收诉讼量呈爆炸式增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2015年颁布的司法解释都对小额诉讼程序作出了规定，对小额诉讼在适用范围、审理过程进行了细化，但与此同时我国这种小额诉讼程序也遭遇了现实困境，如何解决，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 适用情况 完善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自施行以来，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新兴的诉讼程序，其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体系、实现对案件的繁简分流、在基层法院发挥了案件分流、以及保障普通民众诉权，但在实务中也凸显了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考察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帮助完善我国现有的审判程序，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的救济功能。 　　一、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小额诉讼制度的规定仍然较为简单概括、尚未成熟，其立法主要体现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和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第十二项。各地方法院在实际适用中也作了不同规定。例如北京市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类型标准设置上基本一致，而河南省则增设了更多的门槛。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肇因 　　（一）社会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激增。 　　案件数量的爆炸式增长给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带来种种难题。而通过立法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保障民众平等拥有诉讼权利。 　　（二）法律程序因素 　　在法律程序方面建立小额诉讼程序主要是由于现阶段的简易程序仍然存在问题。简易程序在适用中发现案情复杂的，仍可以转换为普通程序，要重新开始诉讼进程，这就造成了简易程序“繁者不繁、简者不简”现状。而且很多基层法院缺乏规范的审判管理，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并不会在立案时确定，而是待案件转到具体的办案庭和法官处，由办案法官自己决定适用何种程序，这就容易造成案件“被法官简单”的现象。 　　三、小额诉讼程序凸显的问题 　　（一）适用率低 　　通过大量查阅各省市基层法院的调研报告，我们了解在2012年新修改的民诉法中加入“小额诉讼”的规定，各地开展的大量实践效果并没有达到立法者寓意“10%-30%的效果”。例如2013年，重庆法院共新收各类一审民商事案件237803件，审结235685件，其中标的金额符合重庆市关于小额诉讼适用的标的额范围的有178337件，但以小额诉讼立案的只有12448件，占民商事案件总量的5.23%，也仅占标的金额符合小额诉讼条件案件的6.98%。[1] 　　（二）救济程序受限 　　在现行法的规范之内，我国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机制只有“再审”一种，如果启用再审程序，以此作为对不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作出的裁判的救济，则会冲击小额诉讼高效便捷的特性。民众之所以选择小额程序是出于对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的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愿意放弃上诉权利，并且当事人希望“尽快实现权利”是对司法正义和公正审判的期待，而不是宁愿以自己诉权利益的丧失为代价去换取效率名义下的尚不得知的结局。 　　（三）存在恶意诉讼、滥诉现象 　　由于小额诉讼的“低门槛”、高效率，助长了一些当事人进行恶意诉讼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诉讼秩序，违背了立法初衷。同时由于我国对小额诉讼的诉讼主体没有限制，它容易被保险公司、分期付款销售公司、银行、企业等机构利用进行大量民事诉讼，成为讨债工具。 　　（四）小额诉讼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界限模糊 　　虽然我国在2015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对小额诉讼的举证期限、答辩期间和举证期等都作出了简明的规定，但对于解释中未规定的内容，仍按照简易程序的规定处理，这无疑会使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的界限模糊化。司法解释对小额诉讼案件具体审理程序的简化，导致各地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实施细则也不尽相同，在实际适用时往往发生会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混用的情形。 　　四、原因分析及完善路径 　　小额诉讼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其诉讼程序的高度简化。而这种简化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当事人得不到完整程序的保障，从而无法实现“程序正义”。[2]然而，小额诉讼程序关于程序上的简化和审理过程的非正式化显然很难适应程序正义的需要，并且一审终审制度也使得各方对此褒贬不一。 　　对此我国学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例如北京大学傅郁林教授认为我国的小额诉讼应该继续走“调解+速裁”程序，建立“法定型（强制型）速裁程序”，同时对于小额诉讼的救济程序，他提出小额诉讼可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