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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内参机制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2013年初，一份来自习近平同志的批示，在中国掀起一股“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风潮。鲜为人知的是，该批示是在一份新华社“内参”上作出的，内容是“坚决杜绝公款浪费”。对于内参的作用，胡锦涛同志曾将之比作“中央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内参即内部参考资料，是有着多种秘密等级、只供相应级别官员阅读，旨在为决策层提供参考的一种新闻形式。内参报道是我国新闻传播体制所特有的信息传播手段，它的真实度、敏感度、深度均甚于公开报道，一直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之一。 　　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国传媒业正发生着深刻变革，新媒体迅速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传统媒体坚守阵地并积极探索转型。随着社会与民众对信息公开的要求不断增强，内参作为传统媒体中的“专供读物”面临更大挑战。而同时，内参在从中央到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本文着力探索如何在转型时期找准内参角色，并深化内参的监督智库功能。 　　一、新时期内参机制面临的挑战 　　（一）来自公开报道的冲击。 　　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我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带动了各行各业的改革，民众对信息公开的要求不断增强。我国的新闻媒体也从单一的党报党刊，政府管理的电台、电视台发展成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多头管理的机构，事业属性、企业经营成为媒体的主要运营模式，激烈的竞争使众多突发性事件、敏感性问题不再仅仅依靠新闻内参，而是更多地通过公开报道反映出来。 　　先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纷纷开辟舆论监督的专栏，随后涌现出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楚天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地方类都市报，它们以“抓老百姓最感兴趣的一切新闻”为“终极新闻关怀”，高举“关注民生”的旗帜，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占领阵地，将新闻的触角扩展到前所未有的领域和层面。由于这类报纸贴近大众，既为监督报道提供了更多线索和机会，又能营造舆论压力，将媒体监督深化为道德监督和司法监督。从这个角度来说，都市报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内参的部分功能。 　　近年来，互联网的开放性，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成为报道最新变动信息的传播者，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网友进行交流。网络媒体的全时性和即时性，操作程序的简易化以及广泛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尤其是匿名性，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诸多便利。事实证明，由于网络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其在传播信息方面具备了率先发难的可能，诸多突发、敏感性事件在网络出现后，公开报道不得不随后跟进，从而造成内参滞后或失语。 　　（二）公信力和权威性受质疑。 　　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为显示政绩或支持地方保护主义，面对媒体时倾向于“报喜不报忧”，而为了防范内参记者的“通天”之术，他们一边做好自身保密工作，一边对记者进行收买和骚扰，甚至威胁。不少内参记者因为坚持真实报道或为民请命，遭到地方黑恶势力的恐吓、跟踪和腐败官员的刁难、诬告。 　　另一方面，随着媒体数量的不断增多，不少媒体根据自身业务特点编发内参，并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发行量。少数媒体和记者无视新闻纪律，利用内参搞交易，替企业主和地方政府打官司、要项目，要求对方回报以金钱、广告和赞助。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发生后，就有多名新华社记者被当地县委收买，尽管这几名记者后被新华社除名，但一时间内参报道的耳目功能受到质疑。 　　此外，网络媒体的兴起不仅在内容上对内参构成挑战，也给内参的保密带来困难。由于内参属于国家秘密，发出后就必须按照《保密法》的规定来保存，未经相关领导许可，不得公开，即使记者本人要查阅自己的稿件，也需得到领导的许可。但随着信息采集和传播的技术发生变化，内参保密的难度越来越大。比如，过去记者手写稿件要上交内参底稿，现在则使用电脑发稿，记者可以留存底稿，出现了少数记者把底稿改头换面，公开发表赚取稿费的现象。由于对《保密法》的规定缺少了解而公开、传播内参报道的读者也不在少数。这些行为大大削弱了内参的权威性。 　　（三）关注点渐趋碎片化。 　　一般来说，国内内参主要报道重要时政动向、负面新闻、争议话题、突发事件、重要技术突破、基层民意等敏感内容。这些内容不适合公开报道，但又必须让党政领导干部知道。国内内参还报道重大成就、重要经验和典型。这些正面报道一经批示，很快会转为公开报道，在媒体上形成较大报道声势。国际内参则主要报道重大国际事件、重大国际外交动向、外国政要和媒体对中国的各种评价等。 　　具体来说，内参发生效力的模式如下：党政领导干部在翻阅由其秘书筛选过的内参稿件后，就重要的问题在稿件的空白处作出批示。带有批示的内参影印件会通过各级政府办公厅等机构，批转到相关部门和地方领导手中。他们追加批示后，或直接解决问题，或把追加批示的内参影印件再批转到下级官员，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或有了令上级领导满意的答复。以《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