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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上下五千年 　　从鸦片战争到“大总统”的收礼学：中国式“送礼”的规则与潜规则 　　英国社会学家蒂特马斯说：“在一些社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礼品馈赠都旨在换取和平，表达情感，联系群体，联络情感，实现契约上的义务和权利，表达忏悔、羞愧、丢脸以及象征人类的其他感情。” 　　这一特征在中国社会体现得尤其明显。 　　礼的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汉字中，“礼”本意为“敬神”，到后来才演变为一种行为规范。历代名儒先贤皆十分重视礼仪，所以儒教又称“礼教”。《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古人常有因礼数不周或礼品不及时而大动干戈的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因未按时向周天子送一车茅草，中原各国联盟因而大举伐楚。鸦片战争相传也和英使马嘎尔尼拒向乾隆爷下跪脱不了干系。 　　小小礼物背后，有人情伦理，有上下尊卑，有利益交换――“礼数”才是“礼”的实质。从人类学角度看，这些礼数是在维护一种“意义”，借以维持和强化社会秩序，解决矛盾。 　　社会学家梁漱溟把中国人这种凡事以关系为依托的文化特征叫做“关系本位”，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式人伦构建的三个主轴，而“礼”则是其中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当政者试图以“同志关系取代礼品关系”，却惨遭失败。结果更使新设立的制度渗入到传统民间文化的“礼”当中，使民间交往具有更多的“实利内容”和“等级关系”。 　　社会学家阎云翔根据对黑龙江省双城市下岬村长达十余年的观察，发现了中国人礼品观的基本逻辑：亲朋好友间的婚丧嫁娶“随礼”，被认为是“表达性礼物”，它以交换本身为目的，反映了送礼人和受礼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而委托某些实力人士（尤其权贵）则被视作“工具性礼物”（即“送礼”），则以功利目的为特征，带来的是短期关系。 　　当然了，这也导致了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再分配制度：它保证有限的资源能向年长者、权威者、权贵者集中。 　　这就是中国式礼品的潜规则：礼品、赠品和宴请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而接受礼物的一方随之产生一种人情上的“负债”，即俗称“人情债”――光收取不回报会极大地损害你的社会声誉，即所谓“贪有贪德”。 　　民国初，袁世凯为大总统，很少收取部属的礼物。但袁世凯有个部下靳云鹏，靳云鹏的母亲每年都要送袁世凯四包礼物，袁世凯却一定要收。这四包礼物，是10枚鸡蛋，4块豆腐，6斤煎饼，1罐咸菜。而礼单上写的是：吉子（鸡子谐音）拾美，都福赐快（豆腐四块谐音），坚兵禄金（煎饼六斤谐音），贤才一贯（咸菜一罐谐音）。这种送礼方式，礼物不值钱，但礼单谐音却极是吉利，说好听点就是送的祝福，所以袁世凯每次都要亲收礼物。所谓惠而不费，靳云鹏的母亲称得上最有智慧的送礼人。 　　官场五千年：礼品中的厚黑学 　　根据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2013年的测算，中国个体年礼品需求在5055亿元，团体的年礼品需求在2629亿元，所以国内礼品市场年需求总额合计7684亿元左右，整体市场接近8000亿规模。在2012年12月之前，中国的礼品市场一直处于一路狂奔的“黄金年代”，“天价月饼”、“天价白酒”层出不穷，直到“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的出台。 　　“反腐”与礼品息息相关，回溯到民国时期，就曾有过对于官场潜规则的“移风易俗”。 　　1931年，快要过年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了一道手令，禁止机关在旧历年送礼，理由是，“废历年节，互相馈送，此种繁文殊背节约之旨。” 　　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依然习惯了过旧历年，走亲戚拜年，鞠躬作揖，亲戚间互送礼品，肘子、肉、桂圆等，是常见的送礼佳品。 　　官员们则有另一套过年送礼的规则，他们大抵是送支票等钱财物，十分高端，也易滋生腐败。因此，国民政府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也不忘出台各类限制公务员大肆宴请、年节送礼的规定。但正如废除旧历春节法令难挡民间的过年习俗一样，各类禁令虽然出台，也难阻官场陋规年节送礼的旧习。 　　在这里，法令、制度与官场、民间旧习，它们犬牙交错而又泾渭分明，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空间。 　　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官吏服务令》，要求官员不得馈受财物。民国北洋政府高官李景铭认为，官员之间的年礼馈送意味着积重难改的官场陋规，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李景铭在民国二年（1913年）被选为政治会议议员，出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民国四年（1915年）旧历年前，崇文门监督何?ε墒粝侣碹退土死罹懊?一份“特殊”节礼，里面只有一张5000元的支票。 　　5000块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四年后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的一座三进的四合院才3675元，这被李景铭视为何?κ酝蓟呗缸约海?他把这事儿写进了当天的日记。 　　为什么何?υ诖航谇八土苏庋?一份“大礼”给他？李景铭自己分析，是因为他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