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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历史之中的未来 董?h和她的新作《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 　　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倾向于强烈地偏重空间上的发展，而不那么在意自身的时间维度，具有历史感的建筑往往被毫不可惜地夷为平地。然而要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办法大概还就是去了解它的历史。就像一个人一样，它的风格、表现甚至未来的可能，大抵都能在其过往的经历中找到答案。 　　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来说，讨论这一点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毕竟，在缓慢转向现代的进程中，北京也许是中国最具历史积淀的城市。虽然经历了大规模的变迁，但时至今日，北京的城市空间在所谓“时间性的复杂重叠”上，仍是国内最为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人们足可体验到多元的历史积淀，以至于你在一个普通的老北京人身上也常常能感受到那种深远的文化背景――城市的个性和历史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居民的感受和谈吐呈现出来的。 　　与一般讨论城市现代化的著作不同，董?h的这本《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将“人”的感受和体验置于整个框架的核心，而不是只谈论那些市政措施的现代化历程。这不仅是一个史学家自身关怀和旨趣的问题，实际上也可说关涉到历史学的根本使命：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城市的变迁、规划，最终都还是要落实到它的居民如何看待和体验它。换言之，讨论“现代化”，不如讨论人们怎样感受这一现代性进程。 　　这样，民国时代对北京这座城市而言就展现出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以往因其过渡性而易于被忽视，但也正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尚未远去、未来也并不明确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北京人来说，强行将“过去”和“现代”一分为二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二者往往比邻而居，甚或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借用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门槛”阶段，在这种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不甚明确、令人捉摸不透的地方，不同的事物彼此遭遇了。就像一个人在从混沌的青少年时期变为成人时总要经历某个“通过仪式”一样，当时的北京可说也是在缓慢地经过这个过渡状态，从一种相对传统的稳定、循环运转的社会，走向一个面向未来线性发展的新历程。 　　董?h敏锐地意识到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这种新旧交错的状态所呈现的丰富性，以及对破除新/旧、东/西、传统/现代这种二元对立思考的意义。争论那时的北京究竟是有限的“现代化”，还是更为“传统”，可能都是只见树木的行为。她借用当时在北京做调查的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的话说，“在北京，新旧比肩并存但是很少对彼此发生影响是很习见的”。而另一位学者史谦德更认为：“2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个人类和物质的实体，清晰地保留着过去，容纳着现在，并且孕育着众多可能的未来中的因素。在20年代的中国，很少有城市看起来如此既非常传统和中国化，同时又潜藏了现代和西方城市生活的内涵。”值得补充的是：这幅现在看来值得肯定的新旧共存的画面，并不总是那么和谐的，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是不堪忍受的。在新旧转变的过程中，往往旧的迟迟不肯退场，取而代之的也往往是新的等级体系和特权阶级。李大钊便曾基于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经历，吐露出自己的窒息感：“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近。”对当时激进的新文化人物来说，要“立新”则必须“破旧”。 　　就此而言，该书挖掘历史是为了探讨某种“未曾实现的可能性”。与那种城市文化生活中的新旧交错相对应的，当时的北京在各方面都存在某种“双重系统”，即如书中所说的，现代银行与老式信贷制度共存，而手工业和二手货交易比机器工业起到了更大的作用。“现代经济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市场，而大多数人的生存则是以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手段维持着。”作者因此导出她的核心观点：北京人当时依靠对旧货回收并循环使用的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正如这个城市通过调动它的历史来定义当下一样”，也就是说，历史和现代可以彼此不矛盾地交织在一起，而并非彼此对立的，“现代口味”完全有可能是用过去的碎片创造的。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基于无数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的选择。直到近20年来中国逐渐步入消费社会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生活像当时的北京人一样，的确是依赖于某种意义上的“双重系统”之中更为传统的那一部分――他们依靠各种形式的“回收”，将象征着过往和落后的历史因素整理分类，把这些从过去遗留下来的物品视为某种资源而尽量加以利用。在此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怀旧”和“进步”乃是同一个现代化进程所创造出来的。正如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所说的，“怀旧，就像进步一样，依赖于不可重复的和不可逆转的时间这一现代概念”。 　　这里潜藏的一个问题在于：“回收”这一行为本身，其实就是前现代社会的。在我看来，与其说它象征着人们将过往资源主动分类整理以创造组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