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雷：记录中国30年是一件浪漫的事.docVIP

阎雷：记录中国30年是一件浪漫的事 　　春节前一周，大部分时间里，阎雷（Yann Layma）都坐在家中那张舒适的沙发上，一遍遍向来访者讲述他因为16岁时做的一个梦而全然改变的人生。 　　他刚刚过完52岁生日，前额光秃，头发花白，肚子凸起，眼神中有一种平静而又坚定的力量。法国人特有的大鼻子轻易就泄露了他个性中倔强的一面。 　　他喜欢用浅显的汉语缓缓道来他的故事：一个法国少年在梦中与中国发生关联，23岁时来到中国，近三十年间持续用镜头为中国画像，为中国人画像―而随着他最新摄影集《昨天的中国》的出版，更多人的好奇心和感触被激发了出来。 　　1980年代中期，坐在天安门广场路边休息的女人倦怠、无奈的神情;北京大学宿舍里学生的沉思;长途火车的硬座车厢里，光线斜照中，乘客们或喝酒、或打盹、或打牌、或站立四望……中国人的日常、中国人的情感，那些微小的、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琐碎细节，在阎雷的镜头里，刹那间让我们与过去联接。 　　很多人好奇，一个外国摄影师，为何能够将我们的过去那样完整地、真实地，以一种朴素的美感，保存在他的镜头里，并且，他竟然好像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阎雷的同行荒木经惟说，于他而言，所谓摄影，即是人生。这句话，可借用于阎雷身上。当他循梦而来，经年不辍挂着相机游走于中国的城市与山村时，他的人生，已然定格。他把这一切，称为“一件浪漫的事”。 　　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法国西北部，隔着英吉利海峡，布列塔尼半岛与英国遥遥相对。阎雷于1952年出生在这里，他的母亲是当地人。阎雷的法文名字叫扬?莱马。“扬”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名字，意思类似于英文名字“John”。布列塔尼人似乎天然地是艺术的。同时，布列塔尼人也固执。法语里有一句话，叫布列塔尼人的头像，以此喻固执。 　　阎雷的父亲是图尔人。阎雷在图尔长大，但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布列塔尼人。他的父母是画家，从小教他怎么看画面，看内容。“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这让他自此敏感并着迷于色彩和光线。 　　8岁时，父母在阎雷的卧室里挂了一幅4米长的世界地图，“这让我一直在做梦，想要看世界。”9岁时，每个月阎雷都要和父母一起看人文纪录片，碰到有纪录片现场放映，父母还会带上他去和导演见面，请他们签名。 　　11岁起，阎雷开始阅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人文、地理摄影有了最初的了解。12岁时，阎雷和父母到埃及旅游，惊异于那一片古老而原始的大陆超出了自己的认知，在金字塔下，他对父亲说：“我要用一生去旅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始，“Hitchhiking”（搭顺风车去旅行）在欧美成为风潮。 十四五岁的阎雷开始独自上路，他的第一站是西班牙和摩洛哥。其后，他去到美国，搭车横跨北美。这段经历充满了艰险，却也从此让他对于去到远方不再害怕。 　　从美国回来，临近17岁生日，十天时间里，因为时差没倒过来，阎雷一直睡不着觉。这期间，他连着“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当时，法国《国家地理杂志》刚刚出刊，中国刚刚放开外国人旅游签证。这两件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融入到阎雷的梦中。在梦里，他看到自己背着相机，去到中国拍照。 　　“像是有一个比我的生活还重要的事情在叫我。”阎雷从梦中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阎雷把这个梦告诉了一个比他年长15岁的朋友，他称其为“师父”―一个精神病医生。师父帮他找到进修中文的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并送给他一台当时最新款的胶片相机。 他告诉阎雷，“我来帮你厘清生活的路线。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从此，阎雷边学摄影边进修中文。同时，他也学习国际贸易。“艺术家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中文是我学习的第四种语言，如果我懂四种语言，又懂国际贸易，摄影不成功的话，我还会找到另一个生存之道。” 　　1984年，渴望成功的阎雷盯上了爱丽舍宫。“因为没有人拍过爱丽舍宫的专题故事，就想到说，噢，如果我们能把它像一个棕子一样剥开来让大家看，这样也许会成功，会很有意思。” 　　通过私人关系，阎雷找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的秘书，进而见到了密特朗。阎雷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总统看着我，问，你多大年纪？我说，22岁，总统先生。你22岁吗？那行吧。总统说。” 　　于是，阎雷获准自由进出爱丽舍宫，为密特朗拍摄了一年政坛生活。这一年的时间里，阎雷不断求教于几个师父：“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 （Marc Riboud），还有一个供职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印度裔摄影家。“把我的作品给他们看，让他们给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从这些大师身上，阎雷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由此进入世界摄影界，《巴黎竞赛画报》、《费加罗报》、《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媒体与他开始了合作。 　　拎着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