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doc

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中国历史的范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说：“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四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山在这块土地之上的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范围，在编写中国历史首先要考虑的许多问题中，明确中国历史的范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有确定了哪些地区、哪些族别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内，界限划清楚了，才能正确处理历史事件，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打破旧的传统观点的束缚，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就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吴玉章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作《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对中国历史的范围问题，就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他说：“我们讲中国历史，应该是包括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而事实上，所有的旧历史材料和历来的习惯？都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国历史。……并且存在着许多民族歧视的偏见。……现在我们应该把各民族的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虽然材料很少，事实上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要照这个目的作去。”（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排印奉，第九四页）改造旧传统的中国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祖先，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友好合作，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创造和发展了祖国历史。中国历史应该是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把汉族以外各族人民的历史，只作为中国历史的附录，甚至划在中国历史之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而历史学家为统治阶级服务，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是极端荒谬的。我们要严格批判这种观点，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确定中国历史的范围，应该把全国各民族的全部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的事业上的贡献和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是摆在当前历史学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一九三四年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其《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中指出：“我们需要这样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在这本书里，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民族的历史，这是第一。在这本书里，苏联各民族的历史不脱离欧洲历史，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附录，第二九三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这这样的原则，对中国历史也是同样重要的，中国历史应该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界讨论中国历史的编写，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认为编写中国历史，“应该把汉族历史的研究，联系到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的研究，因为中国历史不只是汉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原载《新建设》杂志一九五0年十一月；后编人《历史问题论丛》第八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上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后编入《学步集》第三页，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六二）照他们的意见来研究中国历史和处理历史事件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做才符合历史实际。近年以来，讨论中国历史的范围，也有许多人发表了意见，认为：“中国史，应该是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以及这个疆域内历史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都是应该讲述的对象。”（《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载《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认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全部历史，要在中国史范围之内，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孙祚民在《论中国古代史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中说：“从今天角度来说，凡处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以内的所有民族，都是我国民族大家庭成员，它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意见是很对的。但是孙祚民又说：“在过去的历史阶段，则应以当时各该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为凡在当时还处在各该王朝疆域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该包括在当时中国范围以内，在当时它们对于中原汉族王朝来讲就是外族和外国。”（《文汇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这就把王朝史当作了中国史，而且除了王朝史以外似乎就没有中国史的领域了。因此有十多位读者提出意见，大多数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许多兄弟民族都是这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决不能因为他们不曾处于当时汉王朝统治之下，或曾建立过与汉王朝并存的独立政权或国家，就把他们算作外族或外国，而排斥在当时中国疆域之外。”（《关于我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等问题的来稿综述》，载《文汇报》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孙祚民再论这个问题，坚持自己的意见，作了一些补充。（《文汇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这是中国史上关系重要的问题，应该深入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见解。中国历史的范围问题，要讨论的，不仅是中国史里要叙述哪些史事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