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研究思想综述..docVIP

近20年章学诚研究综述 [摘要]章学诚是我国清代乾嘉年间卓越的文学家、史学理论家和地方志学家，尤其在目录学方面成就斐然。结合所处时代背景，重点阐释章学诚提出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等学说。章先生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字实斋，号少岩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1777年）修《永清县志》，是年秋天乡试中举，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乾隆四十六年，至河南谋事，归途遇盗，携带所撰文稿荡然无存，日后写作必存副稿。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佞古积癖”[13]因此章氏提出“史德”、“心术”，力图在史学伦理标准和史学实践中架设一座桥梁。 四、六经皆史”与史学的经世致用 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理论是对儒家经典传统统治地位的颠覆，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继承发扬了史学“经世”思想。在宋儒学者看来，“道”既然为“形而上”之本体，则必然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宋儒要求于“主敬”功夫中见本体。“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一”，万事万物分有“道”，于是有了“多”。离开了“历史化”，“绝对精神”的形上本体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14]如果我们把“六经皆史”的理论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最终还是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戴震是乾嘉考据学风的代表,其系统发挥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自信“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15]。为了扭转风气,章学诚回归官师政教合一的三代,提出“六经皆史”的论证纲领,对此中心理论提出挑战,力图打破以经载道的神话。 “六经皆史”的思想虽非章学诚首倡,但经他奋力阐发，于后世影响深远。在乾嘉时代，“六经皆史”涉及史学是否与经学分庭抗礼之争议，又关乎“汉学”与“宋学”之交攻;到了晚清，则与愈演愈烈之今古文经学争议产生了不解之缘；而民国新史学家胡适先生提出的“六经皆史料”，亦不能与之完全摆脱干系。时至今日，当代学者在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本意为何以及对该命题做出如何评判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甚至表现得更加难解难纷了。其中，在两个关节点上分歧尤为严重。其一,究竟是从“史料”扩展的角度，还是从“经世”或“史意”的角度入手探讨，才更能得章氏之本义？胡适曾说：“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 [16]这种论断开了从“史料”扩展的角度对之加以诠释的先河。钱穆先生则批评此类看法为“误会”，认为章氏“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而提出的，“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是有着强烈经世精神的大理论[17]。周予同也主张“章学诚所指的‘史’，主要是指具有‘史意’、能够‘经世’的史”。仓修良虽不否认其“经世”之意蕴,而坚执“六经皆史”的“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18]其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是否蕴涵了尊史抑经的意味,是否提出了以史代经或以史抗经之说，从而在清代学术史上是否具有创辟的价值，对后世来说是否具有破除对儒家经典迷信的思想启蒙意义?孙德谦欣赏章氏“六经皆史”说的经世之旨，并对章氏“六经皆史”说与当时“汉”学———“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学相颉颃之意味已略有揭示。钱穆不但系统深入地阐发了章说所针对的语境,指出戴震与章学诚“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并称言“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