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治理.docVIP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全国5万个乡镇，涉及好几百万人的饭碗，原来不急的事，一下变成了急事。乡镇体制改革和其他综合配套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吴　思：我想请教一个根据推理提出的问题，推理的起点就是取消了农业税等税种。把农业税等税种一取消，就把搭车收费的那个车给砸了。一个乡镇真正吃国家饭的可能只有三五十人，但实际上动辄200人，多出来的150人吃的饭是哪里来的？很多是通过搭各种税费的车，把手伸向农民捞来的。现在把车一砸，伸手就失去了合法性，另外150多人的饭碗马上就成了问题。全国5万个乡镇，涉及好几百万人的饭碗，原来不急的事，一下变成了急事。乡镇体制改革和其他综合配套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土资源网整理 这种情况下，听说您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调查，目前的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于建嵘：5月份，我跟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到湖南就农村综合改革问题做了专题调查。之后，我还就这个问题独自跑了江西、江苏、河北和浙江等地。走一圈之后，我对目前乡镇体制改革的情况有了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把乡镇体制改革和其他综合配套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各地也进行了许多改革探索，但总的来说，在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乡镇体制问题上，形势并不乐观。 吴　思：为何这样说呢？ 于建嵘：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目前各地进行的乡镇机构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作为农村综合改革核心内容的乡镇机构改革，最初是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提出来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减人减支，来压缩乡镇已十分巨大的行政运转成本，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因此，许多地方把乡镇机构改革理解为撤并乡镇和精简机构及人员。 沅江市作为湖南省农村综合改革的试点市，提供了一个重要经验：撤并乡镇力度大，把27个乡镇街道变成了14个，精简48％；领导职数由269个减为118个，精简56％；机构由108个减为56个，精简48％；行政编制人员从609人减为593人，精简％；事业编制由1208人减为964人，精简20％；清退了990名临时工和非在编人员。这样的改革力度的确不小。可省领导在介绍了这些经验之后却表示，基层对建立什么样的新型管理体制并不十分明确，还有许多困惑和顾虑。比如，与建设新农村相适应的乡镇功能定位是什么？要建立什么样的乡镇政权、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手段来进行乡村治理？等等。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在搞撤乡并镇和精简机构及人员这样的改革，可他们并不知道为何要这样改，方向何在？ 毫无疑问，在乡镇政权的职能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改革必然带有盲目性。现在为了满足“撤并乡镇和精简机构及人员”等改革硬指标，把一些乡镇撤并了，使一些乡镇的财产卖的卖、分的分，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也给农村管理和建设带来不良影响，将来如果要恢复就更麻烦。 精简人员也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哪些人下岗？什么条件下岗？下岗的人怎么安置？安置成本谁承担？等等，都没有明确规则。在权力没有严格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所谓逆向淘汰机制必然要起作用，所谓分流人员，大多是没有背景的、没有关系的、不会吹牛拍马行贿送礼的人。他们恰恰都是真正做事的一批人，是现在农村建设正需要的人。他们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得不下岗，没给他们一条出路，没给他们一个发挥能力的空间。目标没有明确，规则就不可能明确，规则不明确，就会产生许多混乱。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精简人员就是一句空话。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就公开说，人哪里减得掉，说起来这里减了多少，那里减了多少，其实大家都是做数字游戏。 第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步履艰难，乡村债务化解形势不容乐观，义务教育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乡镇体制一直存在“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如何明确划分乡镇财政收支范围，确保乡镇正常经费支出需要，就成了目前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然而，由于对乡镇机构职能即“事权”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定，也就无法科学界定乡镇的“财权”，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也就难有作为。事实上，在中部地区，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免征农业税后，许多乡镇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维持政权运转，极大制约了乡镇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 以湖南省为例，目前全省乡村两级的债务还有320亿元，乡均负债979万元，村均负债达24万元。 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负债更为严重。如长沙市118个乡镇，仅有一个乡镇无负债，全市乡镇负债总额为亿元，平均负债达到2091万元。在调查时，许多基层领导提出，乡镇债负仅靠乡镇自身的财力是无法化解的，需要中央财政加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力度，中央还应对乡镇负债中因政策原因形成的贷款在清理和确认的前提下，制定停息挂账政策。但是，迄今为此，并无这样的政策出台。 乡镇财政这种状况，必然制约着农村义务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原有的农村教育费附加等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