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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解释我与新月的观点差异 　　龙城飞将 　　前段时间，我与新月和法盲人关于法律解释展开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是有益的，我们双方均写出几篇博文。 　　这场讨论目前留存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我看到新月在一位博友关于法律解释的文章下留言说，我一直不知道他和法盲人的观点是什么。这也正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 　　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新月和法盲人是几次更换概念，先是法官有权力解释法律，后来是法官有权力理解法律，再后来又扯到教科书上的法律解释。所以我一再说讨论问题要固定概念，要概念清晰。 　　近来读了一些法学方法论、法律逻辑、法律推理类的书。我觉得应当把几个不同的事物的异同分清楚，才能讨论清楚问题，不然永远是一锅粥，永远说不清楚。 　　我们应当清楚，争论法律解释问题，到底在哪个层面上，哪个意义上。至少，人们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法律解释这个词： 　　其一，教科书上的法律解释。 　　其二，我国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 　　其三，我国两高实际进行的司法解释。 　　其四，一些人学习英美法系国家，主张法官造法这种意义上的法律解释。 　　其五，法官推理过程。有人把法官推理理解为法律解释。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清楚在哪个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我们之间第一轮交锋，集中在法官是否可以造法。我认为在中国是制定法国家且法官的司法腐败很难控制的情况下，法官没有权力造法。这是从法理的层面。我国立法法对法律解释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法官或行政执法官员解释法律，不允许他们造法，这是从当前法律规定的层面。新月和法盲人则从哈特那里找来依据，认为由于规则的不确定性，法官应当有权力造法。我的观点是，在刑事案件方面，刑法已经规定得十分明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就解决了人们所说的规则不明确的问题。在民事方面，实际上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应当首先适用法律。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适用一些民间习俗。不同法律规范彼此冲突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决定适用的法律。 　　第二轮交锋，新月和法盲人将观点改为法官理解法。他们认为，法官在审理案件和进行判决时有权理解法律，理解法律就是法官解释法律，就是法官造法。对此，我的观点是，法官理解法律不是权力，而是义务。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做法官。而法官在一个案件面前，若适用法律规定得不清晰，或多个规范无法确定适用哪个规范时，首先应当根据立法法规定的原则选用法律，此时法官首先有义务理解立法法。在立法法的原则不能直接解决法律规则的适用问题时，才根据法律推理的原则，即形式逻辑的原则确定在两个矛盾或者冲突的规范之间选择适用。我在实际做案子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法官，他武断地说，“不要和我讲立法法，适用哪个法条是我说了算!”这样的法官还很不错，仅仅是不让我们与他谈立法法。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写文章披露，法官说了，“不要和我谈法律!”这样的法官表面上表现为武断，背后受什么动机影响我们就不细说了。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的法律解释、法律逻辑、法律推理、法学方法论已经综合起来成为一门显学，综合一下可以简称为法解释学。 　　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为何，似乎没有定论。而在讨论中新月批评我说，你不要用三段论这么落后的方法，现在法学已经很先进了。我当时回复他说，三段论是形式逻辑学的代名词，现在法逻辑学已经在法学院成为一门显学，凭你一句话就可以把从黑格尔开始的逻辑学推翻? 　　现在再回到刚才所说的法解释学和法官释法问题上。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法解释学仍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没有达成清晰一致的意见：1.法官是否有权造法，包括法官在具体案例中实际造法;2.法官根据立法法和逻辑规则选用法律规范是不是法官释法，或者是不是法律解释。3.两高的司法解释是不是法官造法的一个例证。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是，1.法官在刑事领域无权造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民商法领域，法官应先适用法律规定，规定不明确时适用行业规定或行业习惯等，此时实际上是根据立法规定的适用法律的原则和形式逻辑的规则选用法律，并不属于法官释法和法官造法的范围。3.两高的司法解释实质是一种准立法，属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主体之外的一种立法。 第三轮交锋，法盲人和新月的观点改为法律解释。他们说，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以此来论证法官释法的合理性。在此，我想强调一下，如果是出于在课堂上学习法律的目的，这些解释都没有什么问题。谁解释都可以，主要是帮助人们理解法律。但若是应用到实际案件时，法官应当严格地守法。这当然包括，在刑事领域，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民商法领域，应当遵循立法法的规定推导应当适用的法律。根据立法法仍不能解决两个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时，则应当根据逻辑的方法确定。台湾学者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中讲到这样的案例，不过我与他的观点不同，他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法律解释，我则认为这是遵照法律规定和逻辑规则进行的法律推理，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不能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