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竹博士论文的答复.docVIP

明确分歧所在，深化对话质量──对王竹博士论文的回应 蔡守秋 （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 引言 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法学界开展的环境资源法与民法的对话，是在中国开始进行“五型社会”建设等重大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一场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的学术运动，这种对话的深入不仅会促进环境资源法学和民法学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促进中国整个法学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和大众化。这是笔者热心于参与和推动这场对话的基本愿望和动因。笔者认为，这场对话虽然名为“环境资源法与民法的对话”，但实际首先表现为环境资源法学内部或民法学内部的对话，然后才表现或扩大为“环境资源法与民法的对话”甚至各相关法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对话。例如，在环境资源法学界，据笔者了解，目前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与研究的老师大部分出自民商法学、经济法学专业，当他们在本专业内部进行有关问题争论时，有时表面上看属于环境资源法学内部的争论，但从法学知识源渊上看则属于民法学与环境资源法学的争论；当他们以环境资源法学教师或学者的身份参加与民法学的对话或争论时，有时名为“环境资源法与民法的对话”，但从法学知识源渊上看实际上属于民法学内部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法学知识和方法是一个有机整体，目前我们所开展的“环境资源法与民法的对话”，其涉及的问题和所取得的成就与效果，将绝不会停留在或局限于环境资源法学或民法学等一个法学学科之内。 为了推动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以解决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清华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在2005年4月18日主办了一场报告会，杨立新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以下简称杨讲稿，见本文附件一）的学术报告。不久，清华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将登载该报告的《资讯动态》（2005年第总12期，2005年4月18日刊登）寄给我，我看后觉得很有意义，并且基于杨立新教授在发言中所阐述的“学术研究讲究的是争鸣，准许不同的观点发言”的主张，酝酿撰写了《从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以下简称蔡文，见本文附件二），此文的内容先后在几个大学法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介绍，后来发表在《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上。对于蔡文，杨立新教授未作回应，他的学生王竹博士撰写了《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曲解抑或对话？──与蔡守秋教授商榷》一文（简称王竹博士论文，见本文附件三），先在因特网上发表，后发表在《判解研究》2006年第5期上。我本来不想回答王竹博士论文所涉及的众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注释的细节问题，因为所他涉及的不少问题几乎在上述三篇文章（即附件一、二、三）中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王竹博士在这篇“与蔡守秋教授商榷”的论文中称，“希望能够通过本文澄清事实，并就若干问题求教于蔡守秋教授”。既然王竹博士认为他所提的问题属于“澄清事实”问题，且表示“求教于”我，若不回应，实属不敬。 本文为了保证有关“事实”问题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是为了便于王竹博士和其他学界同仁能够对双方争论的问题即观点分歧所在进行鉴别与评价，特选定上述王竹博士自己提供的2篇论文和杨立新教授在自己个人网上列出的1篇论文，作为本文展开学术对话的主要资料（即本文的附件一、二和三）。 王竹博士论文包括三个部分：一、关于基本问题的简要说明；二、“蔡文”对“杨讲稿”的歪曲与误解；三、套用对主流法理学的指责，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民法学；四、期待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协作与对话。本文拟对照上述四个方面，择其要者予以回应，有不当之处，敬请王竹博士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对王竹博士论文“关于基本问题的简要说明”的回应 在这部分，我重点对王竹博士论文中的“关于注释”作出回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已经将上述三篇文章作为附件列在文后，且登在因特网上的论文的页码往往因版面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页码，所以在引用上述论文的内容时，没有列出其所在论文的具体位置即“未标出页码”，但读者可以用检索法“查找”出具体位置。显然，这并不妨碍王竹博士继续通过对“未标出页码的注释”的考证或通过重新标出页码，而发现我曲解他的观点的“关键”。 （一）王竹博士论文“将未标出页码的注释”视为蔡文“曲解” “杨讲稿”的“关键”，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显示了他企图将“环境法与民法的学术对话”引入技术、细节问题的心态 王竹博士论文专门分析了“蔡文的注释问题”，并认为蔡文在“在文中……未标出页码的注释，恰恰是‘蔡文’曲解‘杨讲稿’的关键”。王竹的确不愧为博士，他竟然发现了我曲解“杨讲稿”的关键是“未标出页码的注释”。对王博士这种“见解”，我的回应是：（1）由于本文是与王博士商榷，既然王博士认为是否在注释中标出页码是一个“关键”，如果对他认为的“关键”问题，我不作回应，显然是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