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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并举 预防权力腐败 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人民的委托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他们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其宗旨就是实现公共利益。但由于权利的特殊性，如果使用不当，或者被滥用，则会导致对公共权利的侵害。公共权利一旦私利化，就是公共权利的腐败。腐败问题，从社会机理而言，是一个法治问题；从个体而言，是一个道德问题。权利腐败不仅是对法治的破坏，而且也是对公共伦理的秩序的践踏，因此预防权力腐败要德法并举。 一、权力腐败的危害性及其道德分析　 （一）权利腐败危害性 所谓权力腐败，是指执掌权力的公职人员背离公有权力的性质和原则，把权力私有化、关系化、特权化、商品化，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简明的说，就是公共权力的私利化。权力腐败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毒瘤，权力腐败不但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还会严重削弱国家能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时刻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二，滥用职权、权钱交易等造成政策执行偏差或严重背离实际，导致国家管理的混乱。第三，“乱收费”、“乱摊派”等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一定程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构成巨大威胁。正因为腐败问题的危害如此深远，所以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对全社会而言，腐败却不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只是将大量的社会财富从广大消费者转移到少数垄断生产者，将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国有资产、公共资源转移给少数腐败分子、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利益相关者，也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危害。正因为权力腐败的危害如此深远，反腐也就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权利腐败的道德分析 国家机构及其公职人员的一切腐败直接表现于权力的权利化。权力的权利化就是把权力的公益性变为自利性，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之大小并不意味着其责任的大小，而意味着个人所取利益之大小。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贪污、挪用公款、私人开支从公款中报销、回扣、渎职等行为都是权力权利化的主要表现。我们之所以把权力权利化作为对腐败的一种本质规定，就是要对它进行依法否定，而不是只表达一般的道德愤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总是相对应的，权力失去责任的限制就会权利化，而权力权利化后其相应的义务也就不复存在，所以腐败行为不但是一种违反行为，而且是一种道德的恶的行为，因为人总是以其履行义务来获得道德上的善。放弃义务是道德人格的丧失，放弃责任呢是法律人格的丧失，腐败行为就是人格的这种双重坠落。 二、造成权力腐败的原因 （一）权力本身隐含着腐败 权力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权利行使者既可以运用它治国安邦，又可以用它祸国殃民。权力的双重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权力的正面效应是指权力顺合人民的意志，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有利于推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业顺利发展。权力的负面效应则是指权力运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偏离了正常的法制轨道，对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造成了危害，阻碍了社会发展。权力的正负效应，是由权力的二重性所决定的，即权力既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又隐含了社会腐败的可能。那么，权力所隐含的腐败性变现在哪里呢？它主要表现为权力的侵犯性、不平等性和可交换性。 权力潜在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意味着根植于统治他人受其影响和控制的欲望之中。权力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一旦超出了一定的界限范围，就会侵犯其他权力，甚至危及公民权利。 权力的不平等性是产生特权的内在原因，而特权就是腐败的开始。权力一旦突破了自身的合理界限，无限膨胀，便可能出现对客体的奴役，产生权力主体无所顾忌，无法无天的霸道行为，这往往是权力腐败的开始。 权力的可交互性为权力异化提供了契机。权力的可交换性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权力可以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随着权力实施主体的多样而被分化，通过一个个职权的个别形式，而使不可分割的公职权（行政权的实施主体是行政机构）产生分化，变为个人权力的交换，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 （二）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尽管当前腐败现象不胜枚举，呈形式多样，但基本上都源于权力的滥用。自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公共权力之后，伴随权力而生的权力腐败，便成了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归结起来，行政权力被滥用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是“人治”、“权力大于一切”的旧传统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权力阶层淡漠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培植民众浓烈的权力崇拜意识、追逐意识。建国以来，虽然我国的政权性质和制度发生了质的转变，但在观念上和习俗上依然深深地打着“人治”、“权大于法”的烙印。这些旧意识、旧观念，是一些行政执行人滥用职权的思想渊源；也使行政相对人因此难以摆脱其影响，而表现出对滥用行政权的默认、容忍和被动接受。 二是现行体制的不完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