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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受贿罪的修改与完善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受贿罪在我国是一多发性的职务犯罪，对其正确定性和量刑，是打击该类犯罪的关键，然而我国刑法在其犯罪构成要件和刑罚的规定上存在着诸多不甚科学合理之处，在实践中难以对受贿行为有效定性和公平量刑。为此笔者从受贿罪的犯罪对象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以及刑罚的规定几个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希望对该罪名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 受贿罪 ； 立法缺陷 ； 修改完善 受贿罪是我国当前发案率高、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种职务犯罪，它直接危害到政治权力运作的公正性和廉洁性，是我国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然而关于其立法规定的不甚科学合理，致使该类案件查处往往难度很大，甚至难以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该类犯罪的发生，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而且其刑罚规定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致使量刑不够严谨。在此笔者就受贿罪的立法完善谈些不成熟的想法，以供商榷。 概述 （一）我国受贿罪的历史发展 １、古代受贿罪 受贿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夏书中的墨，就包括受贿。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墨者，受贿不洁官吏之罪。周朝《吕刑》中规定的“五过之疵”，其中之一系“惟货”，即为典狱官受贿曲法的犯罪行为。古代尚在器皿之类上刻铭文记载贪官受贿等事例。据考古资料反映，我国出土的《召伯虎簋》这个西周末年的器皿上，就曾有铭文记载当时负有审判职责的召伯虎在处理土田诉讼时，四次收受当事人的贿赂。此后，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中的“受金”，就是指收受贿赂。汉承秦律，并加以发展，规定了受所监临财物、受故宫送、受赇枉法等受贿犯罪，并分别各种轻重不同的情节予以相应的处罚。汉律有关官吏“受赇”罪的规定，汉文帝十三年诏曰:“吏坐受赇枉法，守且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颜师古注曰：“吏受赇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可见，官吏“受赇”，就是现在的受贿罪。中国古代刑法关于受贿罪的完整规定，当推《唐律》。《唐律》对受贿罪的规定更为具体明确，操作性比较强。在唐代，受贿罪主要包括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罪、监临主司受财不枉法罪、监临官受所监临财物罪、主守受囚财物罪、非监临主司受财物罪、官使受送遗罪、贷所监临财物罪、私役使所监临罪、监临官受供馈罪、率敛所监临财物罪、监临官家人乞借罪、去官受旧属馈赠罪、挟势乞索罪、受财而为请求罪、事后受财罪等类型。在立法上，《唐律》采取多元化的立法模式，从犯罪主体、受贿方式、处所和对象的不同，以及是否枉法等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界定，将受贿罪细化，并针对其危害轻重而相应地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唐律》在职制篇中对受贿罪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职制律》规定的“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以及《疏议》所谓“监临主司，谓统摄案验及行案主典之类”，即负有领导、监督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接受他人财物的，应按照下列原则加以处理：(1)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各减一等，即枉法者二十匹绞，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按监临主司受财比一般官吏受财请求处罚加重，枉法者入于死刑，不枉法者亦罪止加役流。(2)受财枉法，即受有事人财而为曲法处断者；受财不枉法，即虽受有事人财而判断不为曲法者。无禄者各减一等。《疏议》曰：“应食禄者，具有禄令。若令文不载者，并是无禄之官”。各减一等是于枉法与不枉法上各减一等。此外，《唐律》还有关于事后受财的规定。《职制律》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疏议》曰：“官司推劾之时，有事者先不许物，事了之后而受财者”，即为事后受财。处理原则亦以枉法与否作为判刑根据。 (1)如果事若曲法，即准前条枉法科罪，即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这就是说，准枉法论，即不在除、免、加役流之例。(2)若当时处断：不违正理，事过之后而与之财者，即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即一尺笞四十，一匹加明朝大明律对受贿罪规定之详尽完备的程度并不亚于唐律。大明律将受贿罪细化为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贿、监临官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监临官家人取受求索财物、风宪官受财、擅自科敛财物、接受公侯财物、官吏听许财物以及其他受财计赃论罪等犯罪类型，其既沿袭了唐律的规定，但又有新的发展，在唐律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