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制度需求差异与国企内生诱导性需求的培养2.docVIP

城乡制度需求差异与国企内生诱导性需求的培养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城乡制度需求差异与国企内生诱导性需求的培养 二、城乡制度需求差异的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不如农业制度变迁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国有企业职工的改革承受能力远远小于农民。由于农村有稳定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只要这一制度稳定，不管其他的制度如何变化，农民总会有一碗饭吃，对新制度的承受能力大，在承包制度稳定的条件下，农民就渴望增加收入弱化经营风险的制度供给。而国有企业的职工，由于以前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工人仅仅能获得基本的再生产报酬，没有多少积蓄，而且连社会保障基金也被国家扩大再生产了，可以说一无所有，职工的改革承受力极低。。 2、国有企业和职工制度需求的预期收益不确定。农业制度变迁农民之所以积极性比较高，主要在于农民对新制度的预期收益比较高，因为每一次农业制度的供给或者同一轨迹的制度升级和完善，都是给农民松绑，给农民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能够从制度变迁中获得较高的预期收益，因此农民积极性相当高。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则与此相反，如果废弃原有的企业制度，势必有大量的职工面临失业的威胁，而职工在离开企业之后，在目前的就业形势下根本无法生存，既使能够生存其生存成本也大大增加，可见职工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并不高。在预期收益不高的条件下，职工往往不情愿，制度需求当然不高 3、国有企业和职工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高。农业制度变迁前，农民的剩余收益都收归集体，农民没有剩余收益的支配权和所有权，但是一旦废除传统的农业制度，农民是制度变迁的净收益者，机会成本几乎为零。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则与此不同，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高。国有企业职工的制度需求机会成本有两种，一种是过去被国家无偿征用的社会保障基金将失去。国有企业职工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群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职工有长期契约，政府对国有企业职工有终身就业承诺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承诺，因而采取“低工资制”的形式对实现这种承诺所需费用进行“预先扣除”，并形成了部分国有资产积累，国家由“一穷而白”变为国民经济结构比较完备，由较少的国有资产变为现在近7万亿国有资产，这与国家对职工的“预先扣除”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庞大的国有资产源于职工的“贡献”，但是这种“预先扣除”是有条件的，即国家必须对职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进行永久承诺。而当前进行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首先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连过去的社会保障基金就无偿的充公（因为新制度安排规定，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养老金，从缴纳开始算起，以前国家的承诺不算数了）。如现在湖南省有些地市进行的“两个置换”（即国有产权和职工国有身份的置换），其中，职工身份置换的“价格”极低（一般是不超过36个月的上年月平均工资）。可见国有企业职工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极为高昴。另一方面，刚性的就业和生存保障被打破。在传统制度下，职工有刚性的就业保障，不会失业，也不会为生存而奔波，既使不努力工作也会有碗饭吃，这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收益，换句说就是职工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因为一旦现有的制度被新制度所更替，职工就面临失业的威胁，就必须努力工作，传统制度下的各种刚性收益就完全失去了。 4、国有企业和职工所承担的制度变迁成本远远高于农民。农业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摊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制度变迁初期予以制度化，如统筹提留就是以费的形式制度化，二是向后推移；三是向外转移，在改革初政府和乡村各承担一部分。在制度变迁初期，农业税相对较少，统筹提留与农民的收入增量来看也较少，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品还完好，公共产品维护与使用费用较低，尚未制度化的费用几乎没有。可以说在农业变迁之初农民基本上感觉不到改革成本的分摊问题。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则与此不同，在改革初期，工人就感觉到了巨大的改革成本，一是失业威胁，二是工作努力程度增加，三是社会福利留下了较大的缺口（因为企业办社会的各种福利剥离以后，而国家应承担的责任不到位，就形成了社会福利缺口）；企业领导人感觉到了管理难度加大，权利受到制约；工业主管部门管的企业少了，支配的资源少了，感觉到了权利的削弱。 5、适应制度的时间和成本不同。农业制度变迁后，农民较快就适应了农业生产经营，这与农民天生就“经济人”有很大的关系，农民在生产经营上几乎不存在决策和试错风险和成本，农民适应新制度的成本低、时间短。国有企业就大不一样，因为国有企业在改革前，没有任何人、财、物的独立支配权，只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而已，除生产计划以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性决策，市场知识贫乏，而改革后企业要面临繁杂的市场，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学习和熟悉市场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支付的学习成本高，经营风险高，试错成本高。 核心人力资本引发的制度革命及其启示 摘要：虽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