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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三、精英政治化与社会抗争的关联性 在当代中国的地方社会，建基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整合功能早已让位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而地位日益凸显的新兴经济精英当中，只有少数人（比如高干子弟）能直接与高层政治权力建立依附关系，大多数经济精英必须与地方权力相结合，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依附型政治关系。因此分析地方经济精英与地方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现实情况表明，当前中国地方经济精英的政治化趋势越来越使得经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博弈趋于零和关系。下列三点理由可以解释其中原因。 1．经济精英的政治化趋势怂恿与保护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 经济精英的政治化过程建立的是一种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中的双方地位并不是对等的，而是前者依附于后者。当经济精英寄生于政治精英群时，前者的发展自然取决于后者所释放的空间，而前者主导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能力也同样受限于后者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地方经济精英在利益的驱使下通常会支持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从而扩大了政治精英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从逻辑上讲，这增加了社会抗争形成的可能性。 权力市场（即权力资本化）就像商品市场一样，既要有卖者也要有买者，而决定买卖双方交易成功的前提就是利益。当地方经济精英在政治化过程中获得接近权力的机会之后，权力的卖方市场就出现了，而作为买主的经济精英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会不断提高接近权力的价格，而作为权力市场的卖方在商品（公共权力）出售受到较少制约的情况下，则不断通过出售权力获取利润。尽管权力的资本化过程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活动，但是政治精英在权力行使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他们也同样会追求权力资本的最大化。因此，经济精英的政治化客观上为权力与资本的互换创造了条件，并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使得精英与大众的资源博弈趋向零和关系。 2．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利益上的重叠与共生决定了经济精英必然参与剥夺地方资源的过程 地方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为了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获取机制，彼此之间形成了利益上的重叠与共生关系，这种精英的聚合是一种单向的逐利行为。尽管西方近代史上经济精英接近政治同样也是受利益的驱使，但这与中国的现状有根本区别，中国的地方经济精英接近政治仅仅是为了眼前获得经济利益而行动，而西方资产阶级接近政治是希望通过类似的行动使其经济行为成为合法的自由权利。概言之，在中国，经济精英接近政治是试图实现资本与权力的交换；而在西方，经济精英这一行为是努力实现资本与权利的互换。因此，中国地方经济精英的政治化过程所关心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如何通过接近权力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由于地方经济精英的资本积累相当部分是通过与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所以他们与地方政治精英一起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也就是说，大众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地方政治精英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地方经济精英剥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社会抗争事件发生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若干主导事件发生的社会力量（经济精英）。在城市，最典型的社会抗争事件类型通常是围绕房屋拆迁所发生的补偿不充分问题，不少地方政府拆迁安置居民时实行低价补偿，然后将所或土地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则又以更高的价格进入市场。这种情况在城市里普遍存在，是精英聚合的一个典型案例 。从经济精英利益生成的机制来看，他们的确是参与了剥夺大众利益的过程，从而加剧了利益分割的紧张关系，导致地方政治秩序不断恶化，社会抗争事件急剧上升。 3．稀缺的资源总量导致大众与精英的博弈越来越接近零和状态 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在分析中国地方精英时曾作过区域化研究 ，试图发现中国地方精英的不同发展模式，这些研究与本文讨论的主题相关。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程度与社会抗争的强度和频率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对抗程度越低；相反，经济发展落后，这种博弈的对抗强度则明显增强。下面以乡村社会为例说明这种博弈关系。 乡村社会工业化的程度普遍较很低，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是其主产业，因此，农业资源就成了精英猎取的主要目标物。由于乡村社会的经济欠发达，社会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各阶层对资源的依赖单一。正因为各阶层都依赖于有限的单一资源，再加上民众没有能力制约政治精英占据和支配资源的行为，所以乡村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很容易因争夺资源（特别是土地）而关系紧张。相关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民虽然承包了土地，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交易权，他们只是被动意义上的土地交易者，不具有定价权和谈判地位，只能获得土地交易获益的很少一部分；相反，政府在乡村的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