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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现代性及其困惑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多元现代性及其困惑 四　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合理性论证模式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破除了儒家传统，开创中国现代文化。对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容，学术界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至今甚少看到有撇开文化具体内容、专门探讨五四时期社会制度合理性论证结构的研究。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大功能是：结束了清末新政时期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重塑中国现代社会合理性论证结构，即建立现代常识基础上的一元论合理性论证模式。为甚么这样讲？1900-1915年间，「公理」与儒家伦理之所以呈二元分裂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常识理性结构不再有效，而是由于在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中新知识属于西学，它同中学（包括传统常识）不甚相干，即中学常识和西学占二元分裂状态。 　　然而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新知识和常识二分是不可能持久的，这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尚未消化西方文化的暂时现象。1910年和1915年间，梁启超曾写过两篇关于「常识」的文章，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十分形象的说明。在〈说常识〉一文中，梁启超界定了经学、史学、数学、法律、政治等各门学科中哪些是中学常识，哪些是西学常识，他认为现代人应具备中学和西学两方面的现代常识。梁启超用这一标准检查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发现一般官吏宿儒只有本国常识，却没有现代西学常识，而一般外国留学生虽有世界和科学之常识，却无中国之常识。最后他惊呼：「由此言之，则谓全国四万万人，乃无一人有常识焉可也。」事实上，正是因为当时新知与传统常识处于二元分裂状态，并未获得统一，故梁启超才可以大胆地说「无一人有常识」。 　　当时梁启超所忧虑的是传统常识和新知识未能融为一体带来的种种问题，却并未觉察到这只是从事新政的绅士这一代人所特有的心态。梁启超这一代人在15岁以前读的是四书五经，成年之后才知悉西方科学，或到日本政法学堂接受速成教育。儒家伦理所根据的传统常识及思维模式，是这一代人文化传统的根蒂，而现代科学和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则是新学，是同常识无关的专门知识。但对于1895年前后出生的新一代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他们接受教育是在1900年后清廷新政实行教育改革以后，学校在规定修身和经学课之外，西方科学、社会政治经济知识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三十年前，八大行星之说，地层构造学说，还被视为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新学；二十年前，化学元素之说，万有引力之说，还只有少数学者能够理解；十年前，自主自由之说，反对缠足之说，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到二十世纪初，这些都已经变成童蒙教科书的内容，成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必须了解的知识和道理。二三十年光阴，新学已成为常识…… 　　必须注意，新文化运动是在清廷废科举改用新式教育后十年产生的，十年恰恰是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所需的时间。我们曾经用新一代知识分子具有现代常识，来说明五四青年反传统和认同新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一旦现代常识成为知识分子知识系统的基本内容，只要他们沿袭中国的常识理性论证结构，终极关怀与工具理性呈二元分裂的结构也随之解体。现代常识在颠覆旧道德伦理后，迅速指向新道德和建构新意识形态。中国现代文化的合理性论证又重返一元论式的了：现代常识成为道德、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正当性的统一基础。 　　现代常识与传统常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包含了科学解释在内的常识，而科学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故现代常识的内容也随时代而变化。这样，道德和合理性规则也将随时代不同而变化。这一点清晰表现在五四以后到今天的合理性论证模式中。自从「真理」成为正当性基础后，中国知识分子都强调「真理」必定要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需要。二十世纪30年代，它可以成为三民主义的正当性根据；50年代，又可以用它来论证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上的社会制度；80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强调的也是真理内容必须随科学和现代常识改变而改变，它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合理性论证的基础。这清楚告诉我们，五四以后，中国人是用变化的真理来适应制度进步所需的合法性论证。 　　由此可见，五四以后为中国引进现代化事业和制度进行合理性论证的，并非西方的工具理性，而是内容不断变化、建立在现代常识之上的呈一元论的现代常识理性。这是一种明显有别于西方意义下的合理性论证结构。如果将多元现代性的标准从文化转移到理性层面，同时承认当代中国是个具有不同于西方理性化特征的现代社会，那么多元现代性命题至少对于中国是成立的。 　　五　意识形态解构之后 　　上述推论尚不足以涵含90年代以来及至未来已经和可能发生的情况。今后，当意识形态真正解体，中国的现代常识理性结构会不会再次出现历史上有过的二元论式分裂呢？ 　　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