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凡的非凡经历.docVIP

宋玉凡的非凡经历 　　宋玉凡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基层干部，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安徽省宿州市?桥区符离农村。他虽官位低微，却经历过一些历史性事件。 　　宋玉凡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寒农家，“土改”中入党，合作化运动中被提拔为“脱产干部”。在实行“责任田”那段时间，曾任符离区委委员，但更多时间在该区王楼村任职，先是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担任划小了的王楼公社党委书记。 　　1961年春天，符离区开始实行“责任田”，大家都兴奋异常，全力推行。但“责任田”只实行了一年就奉命纠正，区委的干部们都想不通。3月中旬的一天，时任中共符离区委书记的武念兹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改正“责任田”的决定。会场上气氛凝重，讨论时人人沉默不语。冷场好一会儿，只见宋玉凡站起来“开了头炮”。他一开口就让大伙儿大吃一惊：他提出，立马派人上北京向毛主席反映情况！ 　　宋玉凡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日思夜想拿定的主意。他不紧不慢地向大伙儿说：改正“责任田”的命令是新省委下的。可他们新来乍到，怎么会急着干这件事？我猜想，这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又为啥要改正“责任田”呢？我看主要是有的领导人不了解下情。所以，咱们先不忙说怎么改正“责任田”，最当紧的是立马派人上北京，当面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实际情况。毛主席他老人家最讲实事求是，若是他了解“责任田”对发展生产的好处，知道老百姓这么喜欢“责任田”，就一定会让咱们继续干下去！ 　　此言一出，马上就有人响应，要求区委即刻派人进京。可派谁去呢？有人说，主意是老宋出的，要去就老宋去。老宋说：“让我去我就去。咱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实行‘责任田’后的变化，老百姓的心思，我都了解。见了毛主席我就仔细对他老人家拉拉。” 　　有人担心地问，要是毛主席不同意咱们的意见呢？宋玉凡说，那就据理力争。我也敢当面把咱们的意见仔细给他老人家汇报汇报。 　　这边大家伙儿说得热烈，那边武念兹则陷入了深思：这个办法行吗？进了北京就一定能见到毛主席吗？再说，真的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谁能保证他不紧张、激动？结果把应当报告的情况说个七零八落，那不就糟了吗？真要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申述意见，不如坐下来认认真真写封信，把咱们这里的实际情况、“责任田”的好处、群众的要求，都充分写出来。 　　武念兹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大家纷纷表示这样更妥当。于是，武念兹决定，由他带头，区委全体委员自愿签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这就是日后惹下滔天大祸的符离区委全体同志上毛泽东“万言书”！ 　　后来这封信遭到批判。在区委会议上，武念兹说，这封信是我提议写的，又由我主持几次修改写出来的。这个检讨应该我来做；上级要给纪律处分，也该处分我这个“首恶”分子，其他同志都是胁从者，按政策可以“不问”。他还没说完，宋玉凡就嚷起来！这事不能让书记一人顶缸！如若开初没有我出主意上北京见毛主席，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封信！要说“首恶”，我才是真正的“首恶”，要处分也应处分我。开除党籍，回家种地我都认了！可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一门心思要让老百姓吃上饱饭。这怎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不久后，省、地、县三级组成联合调查组，来符离调查“万言书”的“出笼”经过。宋玉凡在接受调查时直截了当地说，“责任田”没有错！他还请求调查组批准王楼公社继续实行“责任田”。他说，让一个公社实行，错了也翻不了社会主义的天。调查组严厉批驳他的“谬论”。宋玉凡则针锋相对，说谬论不谬论也不能光凭你个人说，“责任田”里庄稼摆在那里，社员家里的余粮摆在那里呢。你们一天到晚高喊集体好，从五几年办合作社时就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让社员过吃面包喝牛奶的日子。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们去弄出一个靠集体生产让社员吃面包、喝牛奶的典型来，哪怕是一个小队也好啊！调查组气急败坏，说宋玉凡是个顽固分子，蛮不讲理，坚持错误，死不悔改。 　　1962年6月，邓子恢看了符离区委的“万言书”后，派张其瑞为组长的调查组来宿县农村调查“责任田”，王楼公社王楼大队是调查点之一。而宋玉凡当时正是王楼公社的党委书记。 　　张其瑞等人来到王楼公社做实地调查时，宋玉凡提供一切条件让调查组广泛接触社员干部，充分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同时敞开心胸向他们讲了实行“责任田”前后的切身感受。他说实行“责任田”不只是增产点粮食，更重要的是使农村集体经济中从合作化以来多年一直无法解决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张其瑞调查组在王楼看到的听到的，使他们对包产到户“责任田”有了正确的了解。调查结束后，他在《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中说，责任田有力地解决了集体农业发展中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评工记分、农活质量不高，公私争肥争劳力，社员集体生产中出勤不出力，不积极劳动生产等痼疾，有效地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生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