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读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综述.docVIP

新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献综述 我国自1998年开始要求计提减值准备以来，学者们开始了其对企业经营影响的各类研究，这其中又经历了“四项计提”到“八项计提”的变更、2001年和2006年的会计改革等，研究随着时间和变更不断深入、愈发全面。而FASB和IASC更在上世纪就颁布了资产减值准则，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多方位的启示，文献成果较为丰富。 一、国外的文献综述 Francis等（1996）认为管理层基于何种动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管理层进行资产减值是为了体现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值准备反映了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另一种观点认为，管理层可能利用会计规则赋予的弹性操纵会计盈余，不确认减值或仅对他们有利时才确认减值。这里所指的盈余操纵，即普遍意义上的盈余管理。Basu（1997）中认为盈余稳健性（earnings conservation）是指财务报告中会计师要求对确认好消息比坏消息有更高的可证实性程度的倾向。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Healy（1999）中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是经理人员在财务报告与组织交易等活动中运用了判断，改变对外财务报告，以误导证券持有人对公司基本业绩的评价。 部分学者的研究论证了第一种观点，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则偏向于第二种观点。 Ree等（1996）通过研究发现计提减值的企业在当年发生了大额的超常负应计项目，且以后年度这些项目并没有被转回。由此研究者认为这些负应计项目是企业的管理人员对其所处经济环境变化的正确反应，并非以盈余管理为目的。 Chen等(2004)从市场反应的角度对中国资本市场A股公司1998年自愿执行三项减值政策（只包括短期投资、存货以及长期投资减值）的动机和后果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司自愿减值的行为对其价值有正面影响，因为无论是报酬模型还是价格模型，市场对自愿执行三项减值的行为都作出了显著的正面反应，说明公司自愿减值的行为被市场认为是公司将来业绩会得到改善的信号，并且市场的这种预期也在自愿减值与未来经营业绩变化关系的检验中得到了证实。 Strong 和Meyer（1987）在研究中发现，价值损毁因素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有显著的影响，盈余管理因素中的经理人变更因素也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较大影响，在主要管理人员变更时企业会提取大量资产减值准备(秘密准备)，以便在来年转回减值时提高业绩。 McNichols等（1988）的研究却证实在利润较高和较低时企业都会计提较高的资产减值准备,这表明企业有利润平滑的动机。 Zucca和Campbell（1992）在研究中认为在减值准则出台前，大多数管理者希望强调减值事件的非正常性和罕见性，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大清洗而进行资产冲销。 Francis等（1996）的研究在与Strong等（1987）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却发现利润平滑因素和大清洗因素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影响并不显著。 Riedl（2004）对SFAS 121发布前后资产减值报告动机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与准则发布之前相比，准则发布之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经济因素的关联度更低，而与大清洗行为的关联度更高，而且大清洗行为多是机会主义报告，而不是提供与公司业绩相关的信息。在SFAS 121发布后，资产的冲销没有反映公司的基本经济状况，资产冲销报告的质量下降了。 在关于公司在什么情况下会进行大清洗的研究上，不同的研究者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Walsh等(1991)用澳大利亚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公司对异常项目的调整数额越大，大清洗的程度就越高。Yoon等(2002)对韩国工业企业进行的研究却发现：在经营业绩不好时企业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而且，当经营业绩非常不好时，一些公司倾向于进行大清洗。Kirschenheiter和Me-lumad (2002)的观点与Yoon等(2002)一致。他们认为如果遇到“坏”消息，经理人会进行大清洗，以便在将来期间提高盈余水平；而如果遇到“好”消息，经理人会平滑利润，平滑的数额取决于观察到的现金流量水平。 二、国内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也各持不同观点。 孙铮、王跃堂（1999）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股票上市的审批制度，造成上市公司壳资源的稀缺性，停牌、退市等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有显著的影响。与每股净资产大于1的公司相比，每股净资产小于1的公司存在明显地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因此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有极强的动机扭亏为盈。 周忠惠、罗世全（2000）认为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起点为决策有用观，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资产价值的信息，向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未来现金流入或流出等决策相关的信息，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