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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园到斯坦福 　　谢青准时出现。他1.95米，西裤就像被扯长过似的。他年少时在北京的什刹海体校打过排球，打到18岁，才奉父母之命，告别体坛，进清华无线电系。但篮球他一直还打，后来结识对他职业生涯来说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邓锋与柯严，现在名气极盛的“北极光风投”的创始人，就在硅谷的篮球场上。 　　谢青49岁，极为谦逊，有工程师的稳重，丝毫看不出来他的野心。他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参与创立的第二个公司NetScreen，2004年被网络设备制造巨头Juniper以40多亿美元巨资收购，那是大陆工程师硅谷创业光辉岁月的巅峰。今天国内许多网络安全公司的创始人，当年都曾在NetScreen工作过。作为股东，谢青在40岁时身家过亿。他的第三个公司Fortinet，200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30多亿美元。谢青并不觉得自己爱冒险，他觉得“但凡背井离乡、只身来到美国的移民，身上必有一股子劲儿，天生有点冒险基因”。1992至1997年是中国留学生在硅谷的第一波创业潮，谢青觉得，“硅谷对外来人很宽容，很开放，哪怕你英文说得不是那么溜，也不是问题”。 　　谢青父母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说自己“头20多年的日子在清华转，后20多年绕着斯坦福转”。清华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很难抹掉。他的几次创业伙伴，绝大多数是清华出来的斯坦福校友。他一度因另立门户，与同班同学邓锋形同陌路，两人现在都是业内大佬。谢青说：“友情和工作关系还是分得开，现在，大家能聚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聚聚，聚不到一起也就算了。”另一个印记是，他已坐拥丰厚资产，但“直到现在，家人还是劝我有空时去斯坦福拿个博士学位”。拿学位，学而优则仕，对中国学子来说，是一条被赋予期待的寻常路。当年，谢青没去申请的美国中部某校读书，直接到了硅谷。他的清华导师在斯坦福访学期间，受到那里创业氛围的鼓舞，开了公司，他去帮忙。后来上了斯坦福，做第一个公司，没修完学分又二次创业。他对此既有些耿耿于怀，又颇感与众不同：“大概加州这儿的中国人，极少有人是没读完学位就辍学的吧？” 　　谢青认为，这恰是斯坦福的独特处。“它的传统，不是你得学多么好，几年拿个学位，而是你有能力把一个好的想法变成一份实业。”“互联网创业最好的年龄其实就是大学时代，接触的东西很多，却还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你想得越开，创造的东西就越好。一旦进了公司，做得很专，反而失去了创造性。微软、戴尔、思科、雅虎、谷歌、Facebook，无一不是学生时代创下的。”但同时，“斯坦福又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学业优秀是你能力的证明，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有人愿意与你合作”。斯坦福“本科不分专业，同学之间随机组合，交友广泛，跨学科交流，且不限制毕业时间，鼓励你干点别的”。相比之下，“清华把这几年管得太死”。谢青现在斯坦福讲一门关于云计算与安全的课，“邀请上市公司的CEO给学生授课，这是斯坦福的传统。清华和北大也应该这么做”。 　　在高尔夫俱乐部餐厅落座，我问他是不是刚有应酬。他说，不，他来这儿只是运动健身的。他一周只有两到三个商务午餐，晚上基本无应酬，周末更是陪家人的时间。国内老板很多饭局和应酬，“大概要吃很多次饭，打很多场高尔夫，才建立得起信任，才敢投钱。要不然，钱被人卷跑了怎么办？”而在硅谷，不需要太多人际关系的智慧，只一杯咖啡，一个好点子，“投资人就敢直接往你账户里打钱”。谢青对信用社会有切身的感悟，“美国人从小就知道，撒谎的成本极高，代价极大。在学校里，老师如果规定作业要自己完成，结果发现你和同学互抄了，不良的信用记录会跟随你很久”。谢青说，在斯坦福，与人相处很简单，“身份”是个没人在意的话题。如果你做出个好东西，“大公司不会想着自己也轻而易举地弄一个出来，而是会以高价来购买你的创造”。在斯坦福，想法总能待价而沽，实现它的价值。 　　我不禁想到，走在斯坦福大学外的小街上看到的情形：路两旁一个接一个的咖啡馆全都敞开着大门和窗户，座无虚席。我们在马克·扎尔伯格成名前常来的“大学咖啡馆”坐下。一位正在创业的年轻人告诉我，这儿你随处都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正在向一个年长的投资人“喷”他们的点子。我能感受到，这些休闲的夏日装和自在的年轻表情下，散发着激情的温度。那种无拘束的放松状态，能让想象力尽情驰骋。 　　光荣与梦想 　　谢青在校期间做的第一个公司，4年，没成大器，组织松散，风投也没看上，“但解决了房子和安家问题”。而且，硅谷是个“对失败很宽容的地方，风险投资最看中人的能力，觉得你有过失败，就有更好的经验，反而会投钱给你”。这次创业，谢青发现，软件防火墙存在致命缺陷。“用软件做，做不快，它永远受两个条件的限定，第一是PC机的性能，第二是操作系统的限制。”他想用硬件来做防火墙，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但谢青说，当时就是想实现财务独立而已。初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