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如何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docVIP

如何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 如何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并展望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外学人提出了不少理论、假说或分析模型。他们共同致力于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破解中国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真正秘密，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罗纳德·科斯教授的回答是：“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最深刻的洞见。 从张五常的“县际竞争”到科斯的“边缘革命” 按张五常自己的说法，他于1982年去香港担任教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让他占据了“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这个决定是在他的老师科斯教授的鼓励下做出的。自张五常于1982年发表他石破天惊的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之后，没有哪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家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就近持续观察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在科斯看来，张五常把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视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科斯要说的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来自有目的的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科斯回忆，在1982年，当张五常对“中国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完全怀疑，即便张五常也对自己的结论表现出审慎的态度，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之快，远远超乎经济学家们的想象，以致张五常在1986年就不得不对他的观点做出调整，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 那么，中国急剧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长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人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完成向市场经济（在科斯和张五常的汉译著作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的转变？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张五常认为，经过30年的就近观察，他找到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秘密，这就是他说的“县际竞争”说。张五常坦承，他是在1997年“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他为此提出“承包合约扩张”的概念来解释县际竞争，认为各自负有承包责任的地区成为相互竞争的主体，首当其冲者当属县级政权。按张五常的解释，最大的经济权力不在省市和村镇，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里，因为县有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户与户之间的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竞争，均赶不上以县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决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 张五常在前后间隔差不多有近30年时间，分别从市场经济和县际竞争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来认识它们各自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确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是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张五常由此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有了市场和政府两个轮子，它们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 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张五常分析框架的弱点在于：“它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 这个批评可谓击中要害。制度经济学最注重的是对制度变迁的分析，离开了制度演变的时间、过程和具体构成要素，最后只是以结果为结论，一定似是而非。 科斯和王宁关注中国的“边缘力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锋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突破。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初始目标是拯救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作者是要表达出这样的看法：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至少是忽略或掩盖了那些“边缘力量”在改革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 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和王宁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 农村土地承包制最初起源于安徽小岗村。这个完全是由饥饿的农民偷偷摸摸搞起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经过谨慎的探索，再到大规模的推广，最后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乡镇企业是在国有工业体系的缝隙中，由农民在缺乏任何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个体户则是由城市底层的边缘人群所组成，从小买卖开始，逐步壮大为城市私营经济。经济特区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形成民间对外开放的形势下，由政府顺势而成。 科斯和王宁总结道：“我们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