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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思考藏汉互译的可能性问题扎雅·洛桑普赤 ( 2009-05-07)来源： 西藏研究　 　［内容摘要］藏汉翻译学研究中，历史虽然选择了可译性，但长期的翻译实践并未消除人们一直以来对它存有的质疑。藏汉互译中的顾虑，在于历史认同可译的同时，仍在肯定着译文存在的解释主观色彩以及存在着的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互译最后的命运成了“必要之恶”。作者认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思考，这些顾虑和质疑在语言哲学上并非不可解释和接受。在具体的论证中，作者通过句法哲学、语义哲学等科学的语言哲学知识，分析了这些顾虑存在的原委，探寻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肯定了藏汉互译的可能性。　［关键词］语言哲学；藏汉互译；句法学；语义学；真理性　［中国图书分类号］J［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3－073－09　一、藏汉互译的语言哲学思考　据学者们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藏族翻译史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人们不断地通过翻译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着思考和推敲。人们通过对翻译内容的形而上及形而下，宏观及微观的丰富思考；通过对翻译从历史、文化、社会、语言、艺术及美学、哲学、心理学等角度的思考；通过对翻译系统、逻辑、缜密等形式不拘一格加以利用的思考，在这条道路上，人类在不断的思考中磨擦出智慧的火花。它是在认真实践和思考的过程中形成的，成为推动翻译理论和实践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　无论是英汉，亦或是藏汉，任何关于两种语言翻译的可能性问题，都是翻译学中一个古老的话题。对于可译与不可译，在翻译史上，不同文化领域的学者对此争论不体，中国的翻译史研究中就有直译和意译的不同争论，这实际上是反映了译者对翻译的不同观点。藏族翻译理论《语合》中对翻译提出的“既不违背原意，又尽量通顺”的标准，其实也是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选择的一种最佳的折中方式，是一种无奈，但无论是无奈，还是争执，在一定的条件和前提下，历史还是选择了可译。但是，当我们细加考虑，在探寻藏汉互译的过程中，原文与译文表现出的藏汉两种语言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是否等同时，尤其从这两者能否包含同一真理性这一哲学命题入手来思考这个问题时，其中存在的问题委实太多。总归而言，最大的顾虑还是和其他文种的翻译一样，在于不可避免的翻译的主观色彩；不得不承认的译文的解释性命运；存在着的语言的文化差异。这些顾虑、问题的存在总是让人不敢冒然对互译下任何结论。而这种悬念，恰恰就是翻译这一活动总是处于被怀疑状态的根源所在。因此，思考和探究这些悬念，用一种合理的、完善的理论手段来分析这些问题，便是我们将翻译从这种怀疑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方式。语言哲学乃是关于语言性质、语法规则、语义特点等的理解观。而藏汉两种文字的互译归根结底乃是两种语言的相互转化问题。因此，运用句法学、语义学等语言哲学知识来思考和探究藏汉互译究竟是否可能这一翻译史中的哲学命题，是最为恰当的。　在翻译史研究中，对翻译持悲观态度的哲学家们认为，翻译中存在的译者的主观色彩，译本的解释性命运及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性是无法避免的。在他们看来，作为本质的原本与作为现象的译本以及现象体现出来的本质的内涵（即文化）之间，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相似性。并且按新的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在翻译学构建中，作为原因的原本和作为结果的译本永不存在绝对的同一性。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宿命论者是如何解释“相似性”及“同一性”的。细加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所探讨的是一个永远无法找到答案的疑问。因为悲观者将语言与语言所表述的观点，原本与译就的文本，视为简单的客观事物与镜中映照影像之间的关系。然而，这里面包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用一种纯粹的“精确性”及“真理性”的理想模式套在这个问题上，的确过于苛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的“主观色彩”及“解释性”是指翻译学上一般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也即“译本是否能够完全地表达原本之意”前提之下的“主观”、“解释”及“文化”概念。所以，本文述及的“真理性”是语言哲学家D.戴维森的观点，即指谓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真理概念：“说非者是，或是者非，即为假；就是者是，或非者非，即为真。”用一熟悉的现代哲学术语形式表述这个概念，就是：语句之为真在于它与现实相一致（或它符合于现实）。也即该“真理性”为“真的”，指谓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本质的意义是否为真，是否为实；指谓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两者之间包含的内容、意义是否相符、等同。例如，“雪山是白的”这句话，当“雪山”事实上的确是“白”的条件下，是为真的，具有“真理性”。本文试图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寻找和论证的，也就是悲观论者所持的几种顾虑，并非不可消除的真理性论据和命题。　二、从句法哲学的角度看，因藏汉两种语言的不同而导致的互译误差并非不可消除　句法学针对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