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韦森：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docVIP

韦森：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比较近些年来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整体绩效方面的差异，反思当代印度社会的体制结构和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路径，本文发现：一，对经济增长而言，市场的制度规则是重要的，但可能并不像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相信的那样是决定性的。二，市场的制度规则，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方能发挥起合意的作用，而内在于市场运行中的商业伦理规范，对市场本身扩展而言，其作用可能是根本性的。三，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蕴育机制而言，商业精神尤为重要。 【关键词】：制度变迁，商业精神，市场伦理，经济增长。 　　对近十几年来中国与印度在经济增长与绩效方面的差异，国际国内学术界甚久以来好像一直觉得是个谜。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同作为处在亚洲的两个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在综合国力以及人均GDP等指标上相若。经过20余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在整体经济实力和人均GDP上均大大超过了印度。譬如，在2003年7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对中国：落在龙后面的老虎”的专题报道。 这篇报道一开篇就指出：“25年前，中印这两个又脏又穷的两个亚洲大国的生活水准颇为相似，但如今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印度人的两倍”(The Economist, 2003, p.9)。按照世界银行的数字，在2001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90美元，而当年印度的人均GDP只有450美元。即使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实际收入也比印度高出70%。然而，近来国际上也有学者对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实力有许多正面的评价。譬如，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者黄亚生(音译)和印度出生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Tarun Khanna教授于今年7月2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尽管来中国的外国投资已超过印度的10倍，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GDP的40%，而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4%，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大约为7%，而印度的年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资金利用得更有效率。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绩效相比，印度到底如何? 　　最近，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邀，笔者赴新德里参加了一次有关世界贫困问题的国际讨论会。赴会期间，笔者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了一些实地走访，并与印度中国研究所的几位专家同行就中国与印度经济问题进行了一个下午的交流。从高楼大厦林立的东方大都市上海来到人力车、牛车、三轮车、拖拉机、大小卡车、小汽车和公共汽车(几乎全没空调)车水马龙的新德里，觉得反差甚大，也感触颇深。我还没到过孟买和加尔各答这些有着许多世界著名贫民窟的印度大城市，单就印度首都新德里来看，与中国东部沿海城乡相比，笔者贸然判断，印度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要落后中国十几年甚至二十年。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竟是把印度经济甩后的十几、二十几年!原因何在?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探索者，笔者自然会基于理论经济学思考的“性好”来反思近些年来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的制度层面上的原因。这里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业内同行会发现，这些看法与其是说源自笔者的逻辑推理，毋宁说只是构成了笔者的印象直观。 　　一、对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重要的，但可能不是决定性的 　　对于在近代史上西方世界社会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之一诺思(Douglass North)教授已在一系列著作中做了许多理论阐释(见诺思和托马斯，1994;诺思，1999，North, 1990)。按照诺思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家的见解，以较充分和明晰地界定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改善了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上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继之而来的是“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创新收益率的提高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由此，诺思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为西欧的科技和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诺思，1999，第180页)。诺思在其后的一系列文著中，还用了大量欧洲历史上的史事来说明这一观点。诺思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见解，归纳出来，就是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制度是重要的。制度与市场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和激励。 　　受诺思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影响，国内经济学界的不少同仁亦相信，对于一个社会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决定性的。这一见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是人们社会交往形式变迁以致历史发展最终动因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这一点，笔者已在最近的一些著作(韦森，2001，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