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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百年历史回眸 　　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民族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进化学派，翻译出版的有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等相继传入。传入比较晚的是功能学派，但其影响较大。有些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学研究者们曾分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作实地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报告，迄今还有参考价值。1934年冬,由于全国各地区学者们的努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学者集中在西南地区，对当地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办有刊物，发表不少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介绍这一门学科的内容和意义，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他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就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工作，先后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湖南苗族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当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如林惠祥、凌纯声、陶云逵、徐益棠等。 　　那么，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算起，人类学进入中国，已历经了8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人类学进入中国的初期，有几位人类学家及学者，对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这几位人类学家和学者是：蔡元培先生、李济先生、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 　　蔡元培在学术刊物上最早提出“民族学”（人类学）这一术语，对为民族学（人类学）下定义，对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17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采取了中西兼容、各学术流派和观点兼容的“兼容并包主义”，培养学术研究风气，并使之成为该校的重要学术传统，推进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新学问的建立和发展。以后他又负责筹备中华民国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建设过程中，他将自己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认识付诸实践，在中国设置了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有关的最初研究机构，组织了最早的一些系统的研究活动。 　　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第一人”的李济在美国学习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此书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著作。1938年，李济获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49年，李济在台湾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如果说李济是以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而见长，那么，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则是文化人类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为社会学系讲述“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他开课后，把它改为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 　　1933年，吴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人类学学中国化的主张。他明确主张，研究汉族的属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的属于民族学。这种对学科对象的认识，表现出其强烈的民族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取向。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学生。当他考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后，吴先生便把他介绍给了他在出席美国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时结识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凌诺斯基，并请他亲自担任费孝通的指导教师。他的其他著名学生还有林耀华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关瑞悟先生(女)、黄迪先生等。费孝通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后，在其导师马凌诺夫斯基的指导下，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分析在江南农村的田野调查材料，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出版英文本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他对中国农村的功能主义分析，“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吴先生的另一个学生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接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训练之后，以自己的家乡和福建省的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本位观察的资料作研究。这项调查不仅是林耀华先生本人最为出色的田野实践，而且成为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界在本土研究的典范。他根据这些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以及后来的代表作《金翼》。《金翼》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 描写的是上个世纪初至30年代发生的事。它的社会舞台则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由于地处商旅要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林教授在书中揭示了两位姻亲家道中落的进程与原因。《金翅》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