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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关于浅谈科学哲学从社会学转向到实践转向的简介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之后,科学哲学领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用两个“转向”来表述之。首先是“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主要是由STS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SSK来完成的,其主要观点就是将科学视为社会利益的建构,即科学成为科学,其评判标准并不在于自然(是否与自然相符合),而在于社会(是否与社会利益相符合)。第二个转向是“实践转向 浅谈科学哲学从社会学转向到实践转向大学论文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之后,科学哲学领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用两个“转向”来表述之。首先是“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主要是由STS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SSK来完成的,其主要观点就是将科学视为社会利益的建构,即科学成为科学,其评判标准并不在于自然(是否与自然相符合),而在于社会(是否与社会利益相符合)。第二个转向是“实践转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STS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从关注作为知识(或表征)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一发展趋势可以统称为后SSK (皮克林语)或后建构主义(林奇语),以区别于STS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国内对这一转向的研究刚刚起步,因此有必要对这两派之间的分歧进行厘清,以便我们更好把握STS的可能走向。 一　 “实践转向”的历史发生及其学术阵营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初以来的科学哲学家中,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一直都是科学的最终产物,特别是科学的概念产物,即科学知识。SSK虽然开始关注实践问题,但其实践概念并不彻底,因为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仍然视科学为知识。因此, STS阵营的部分学者主张一种转变,以建立一种新的、彻底的科学实践观,即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我们称这些具有彻底实践取向的学者为后SSK或者实践学派。 后SSK初露端倪是在20世纪80年代,不过,由于当时SSK的发展正如日中天,各种非爱丁堡模式的新的研究纲领不断浮现,社会学家们并没有清醒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以致塞蒂娜与马尔凯在1983年的编著中以“家族相似性”[1]来称谓他们的关系。然而,这种情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社会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异,彼此之间也开始出现一些争论。这种矛盾在1992年皮克林编著的《作为文化与实践的科学》一书中集中爆发,其表现就是两场大的争论,这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认识论的鸡之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规则悖论之争”。这两场争论正式宣告他们的同盟关系发生破裂,也使得该书成为了后SSK与SSK分裂的直接标志。 就后SSK的理论阵营来说,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林奇(MichaelLynch)和伊恩·哈金(IanHacking)等,前三者代表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后者代表了哲学的研究进路。对于后SSK而言,皮克林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了后SSK的概念,断定了后SSK与SSK的分裂;并以其“实践的冲撞”理论对后SSK的基本理论取向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观点可以简单表述为,在*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2007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出[2007] 3020号)资助。性语言的基础之上,从实践中各种因素相互冲撞的辩证法的角度切入,强调了作为实践的科学的两个特性,即瞬时突现性(temporal emergency)和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特性。拉图尔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基于其广义对称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全面阐述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混合本体论,从而为后SSK提供了本体论上的论证。林奇在综合了原型常人方法论(protoethnomethodolgy)、维特根斯坦生活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等的基础之上,主张对科学实践展开“日常分析”,即所谓的“常人方法论”的研究。与前两者相比,其工作更多地集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领域,即现象主义的认识论进路和描述主义的方法论策略。哈金则从哲学层面上独立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后SSK思想,与社会学家的经验主义进路不同,其学说更具有哲学上的思辨色彩。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实验室科学”的研究上,他认为实验室中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科学便是这些因素彼此博弈所形成的一个稳定结果。 显然,皮克林、拉图尔、林奇和哈金,虽然在具体研究进路上存在不同,但其深层的理论取向是基本一致的:强调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与SSK的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两派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科学观、真理观和客观性等方面的全面决裂。 二　 “实践转向”与“社会学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