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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城迷失 “生态城”（Ecocity），这个在1979年由美国人理查德·瑞杰斯特首创的词汇近年来成了中国许多地名的后缀。从上百平方公里的“巨无霸”，到不过几百亩的“小不点”，以生态之名的新造城运动正火爆上演。 （资料：彭利国、王清 制图：肖遥） （肖遥/图） 巨额投资为架，地方冲动是柴，生态城试验虚火正旺。 （勾犇/图） 倒掉的“带头大哥” 国际媒体唱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经枯萎。 “这是公元2010年的上海，田园牧歌式的东滩码头上，微啜一口咖啡，眼前游艇来去。”梅嬉蝶曾经这样描述东滩生态城可能的美好。2010年，这美好一幕已然镜花水月。 梅嬉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博士，生态城的经济社会影响是她的研究旨趣所在。 2005年，中国两个高调出场的生态城项目吸引了她的目光：上海东滩与辽宁黄柏峪。“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东滩的生态城规划在全球的业界和公众中掀起了狂想。”梅嬉蝶原以为，“它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城的”。 东滩一度深孚众望。这座规划86平方公里的“零碳”城，由中英两国最高首脑签署合作备忘录，上海市政府全资拥有的上实集团负责开发，担纲“鸟巢”、“水立方”等项目设计的英国奥雅纳公司负责整体规划。 “我们2006年就已经按照要求把总体规划和可持续指标递交给了上实，但是很遗憾这个项目没有按照预期走下去。”英国奥雅纳公司全球设计总裁彼特·海德说，背后原因是什么，他们也不清楚。 奥雅纳所不清楚的原因，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东滩主要卡在了政策上。”原上实集团首席规划师董山峰告诉南方周末。上实最终未能将东滩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农转非’实现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来。” 法国索格利公司可持续城市发展经理Antoine Daval以为，“对于中国趋之若鹜的生态潮，东滩会是一个安全阀。”这家公司如今是多家地方政府生态规划时的座上宾。 然而，东滩并没有成为一个“安全阀”。与它一样宣告搁浅的，还有曾因实践“从摇篮到摇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自诩为“世界第一村”的辽宁黄柏峪。这个由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发起的示范项目最终因缺乏投资和无视民意而迅速“从摇篮走到了坟墓”。“包括美方合伙人在内的多家机构没准备投多少钱，他们只是许给四百多户家庭一个梦想。”曾在黄柏峪进行田野调查的梅嬉蝶说。 “带头大哥”已经倒掉，《纽约时报》、法国《解放报》等国际媒体据此唱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经枯萎。 纷争世界第一 “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生态城的标准出现。” 旗手已成浮云，地球上的第一座生态城花开何处？ 今天看来，答案似乎写在了渤海湾荒凉的30平方公里盐碱滩上。距离天津市区45公里的中新生态城，风车立起，路网织就。“在我所知的目前所有在建的生态城项目里，天津是最有希望成功的。”全球生态城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的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协会创始人保罗·道顿如是乐观。 然而，太多的地方并不甘心拱手。距离天津100公里的唐山曹妃甸，规划七十余平方公里的国际生态城正暗中较劲，力图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生态城市的示范和样本”。而在北京，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城”的门头沟也在紧锣密鼓，宣称在100平方公里的地块上建成“第一座真正意义的数字低碳生态城”。 东滩之后，至少两位数的中国城市铆足了劲，力图拔得头筹，他们多立足“生地”，意欲变废为宝，多为政府倾力，国企包揽，多为地产云集，产业配套，多为联姻海外，以洋为师，只是，“即便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生态城的标准出现”，保罗·道顿说。 这似乎并不重要，无论天津中新，还是曹妃甸，都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自握话语权。曹妃甸生态城一个包含了141项生态技术指标的体系已经完成，涵盖了新能源、绿色建筑、水处理、垃圾处理及利用、交通、信息系统、绿化生态、城市景观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 在被誉为“生态城之父”的芬兰教授埃罗·帕勒海默眼里，“第一座真正的生态城是一个标本，而标本的造价往往比后来者要昂贵得多”。 而中国的城市似乎从不担心昂贵的造价。苏州生态城投资250亿，北京门头沟中芬生态城投资1500亿，仅在2010年，天津中新生态城即确保年内完成投资170亿……他们正竞相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逐鹿中国试验场 “我们在黄柏峪可能会失败，但能从中获得丰富的数据为美国借鉴。” 崔志文的办公室窗外，一米见方的土地上，立着三盏样式各异的风能和太阳能互补路灯。“它们可能是三家公司的，都是想拿过来试试。”这位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说。 路灯推销商只是个小角色。事实上从无到有的平地造城运动让整个世界都按捺不住前来中国一试的欲望。 据崔志文称，曹妃甸谋划之初，包括英国奥雅纳、瑞典SWECO等多家国际知名的规划设计公司都曾伸来橄榄枝。梅嬉蝶做过的一项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曾有来自美、英、法、日等国的多家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