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政治协商.docVIP

科学发展观与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体系，是领导新中国走过60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进步作出的一个伟大历史贡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提出科学发展观当然重要，但落实科学发展观则更为重要。当前，全国上下正积极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民主制度格局中“协商民主”的主要载体，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自然负有非常重要的使命。我认为，切实搞好“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就是人民政协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历程中的本职责任和重大使命。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是近年来中共中央及各省、市党委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一个重要决策。它包括：重大决策要协商在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实施之前；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要先协商后决策，对重大人事安排和关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先协商后决定，制定重要地方性政府法规要先协商后通过。无疑，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对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具有极其深远、重大的政治保障意义。 一、没有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就难有科学发展 在实践中，看“发展”是否“科学”，一要看发展动机是否正确，二要看发展结构是否健康，三要看发展方法是否对头。而这些要素的形成过程是动态的、复杂的、人为的。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党委、政府具有绝对决策与执政权威，那么，决策执政权威人士的决策执政意志，是否都与科学发展求诉完全吻合？无论从哲学视野还是从实践视角看，其吻合只是相对的，不完全吻合则是绝对的。可见，决策执政者作出的决策执政行为，是需要监督和调控的。那么，通过什么方法来对决策执政行为有效监督和调控呢？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应该是一项极其值得期待的政治改革尝试。通过这一方法，就可能对决策执政者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决策和选择实施有力的监督和调控。 检视以往各类决策执政失误的教训，不外用了些不适宜的人，做了些不适当的决策，干了些“背着桡片赶船”的蠢事。这样的失误越多，科学发展就越受挫折！如果严格实行了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这种失误就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所以说没有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就难有科学发展，理由由此可推。 按政治协商“三在前”的要求，其一，重大决策要协商在党委决策之前，那么党委就能在决策之前听到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尤其是来自社会各界人士与民意代表的意见，这些意见，很多是领导平时不容易听到和想到的，有了这些意见作参考，党委作出的决策就有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决策。其二，重大决策要协商在人大通过之前，人大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形成则不可更改，那么，把好人大“通过”关，则需要“在前协商”，充分采纳社会智囊、精英团队的见地，慎重地行使“通过权”，避免在法定权力之下，作出有违科学发展初衷的决议。其三，重大决策要协商在政府实施之前，就是在执行环节之前实行“在前协商”，避免错误决策成为既成事实。若在上述执政三环节中严格实施了“在前协商”，可以肯定，我们就会找到最为科学的发展路径。 按政治协商 “三在先”的要求，其一，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要实现先协商后决策，这样就可以保障中长期规划建立在符合社情民意的坚实基础上，就可以避免因短期行为或政绩求诉造成人为失误、反复或浪费。其二，对重大人事安排和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实现先协商后决定，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才能保障执政集团由可以代表人民与国家利益的人员组成，也才能永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性质。其三，制定重要地方性政府法规要实现先协商后通过，地方性政策法规最直接关系到地方群众的切身利益，最容易产生对国家政策法规的执行偏差，也最容易掺入地方官员的个人意志，对此实行“在先协商”，才可能更多地避免地方官员意志妨碍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问题出现。 二、坚持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必须靠刚性制度 坚持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制度的微观必要性，在于党委、人大、政府领导个体无论怎样优秀，也会难免意有所私、判有所误、学有所偏、才有所限；而其宏观必要性在于政治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高速化时代已经到来，决策判断更需要讲求周密性、精准性、科学性和效率性。“在前协商”与“在先协商”的重要价值在于为执政者的思考与行为多加一道保险，一道坚决走科学发展之路的政治保险。我们要看到，在“在前协商”与“在先协商”执行过程中，是很容易产生如下几种偏向的：一是“协商动机”不足；二是“协商节奏”不对；三是“协商音效”不够。 所谓“协商动机”不足，主要是党委、人大、政府方面对于“在前协商”与“在先协商”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缺乏自觉动机。他们有的认为这是添乱，有的认为这是分权，有的认为这是作秀。如此认识，必然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