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眇宜修言幽微.docVIP

要眇宜修言幽微 ? ?协音合律定抑扬——简说宋词词是隋唐时期兴起的一种文学样式。经过唐、五代长期的发展，至宋达到了颠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唐诗、元曲并称，是中国文学园地里一株绚丽的奇葩。词作为一种文体，属于广义的诗类，它与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其形成来说，词是在近体诗的基础上为适应配乐歌唱而形成的一种新诗体。张炎在《词源》中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唐代近体诗，特别是绝句，常被用来谱乐演唱，所配乐曲是西域的宴乐，因而五言或七言诗句很难配乐，配乐者为了谱上乐，就把近体诗诗句增减一两字，因而形成了长短句。关于词的形成，江森在《词综序》中也论及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谓词之起源乎。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由此可见，词和诗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严格说来词终究不是诗，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第一，词更擅长抒情。文学作品一般离不开情、事、理三个方面。但文各有体，不同文体又各有特点所长。散文更长于说理叙事，诗歌长于抒情，而词则比诗更擅长抒情。词在抒情方面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词擅长抒发比诗更加深微幽隐的感情。词在形式上比格律诗更自由，更易于表达感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景阔，词之言长。”“要眇宜修”是从词的体式本身来说的，“要眇”是精微美妙之意；“宜修”是恰倒好处的美，形容词有一种内在本身的美。“言长”是说词的韵味深长隽永，更适于表达感情，其在表达感情上也更加幽隐深微。如：辛弃疾的词《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和陆游的诗《书奋》，都蕴涵着壮志未酬恢复无望的积愤，都对南宋的执政者进行了批判，也都贯穿着忠愤之气，但《摸鱼儿》却在慷慨激愤之中，又寄予着哀怨悱恻、细腻曲婉之情，正如梁启超所赞：“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其在抒情性上确是比陆游的《书奋》高了一筹。其次，词体现了一种阴柔美，其更偏重于抒发细柔香软的男女恋情。男女恋情是我国诗歌的传统题材之一，《诗经》开篇即是， 至南北朝发展到极端，晚唐时诗词都可用来描写艳情。到了宋代，诗则主要用来言志说理，抒发庄重严肃的感情，词则主要被用来抒发男女之间悲欢离合的感情，形成了诗大词小、诗刚词柔的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这是因为作为娱乐工具的词，主要是供歌伎演唱的，为了有亲切感，就要由我口唱我心，词的内容也就多是反映她们的情感体验的，词也就带上了女性色彩，成了一种以柔情为主的文学样式，因此，词便常常被用来抒发细柔香软的感情。《全唐五代词》所收作品，有关女性的词有近四成之多。即使那些不写女性的词，也以“婉约柔情”、“细腻含蓄”的居多。宋词承续了词的这一特点，其偏重于抒发细柔香软的男女恋情，体现了一种阴柔美。即便以豪放词著称的苏轼、辛弃疾也有大量柔性词作，其成就也不在其他婉约大家之下。如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辛弃疾的《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 都写出了词人细腻的情绪体验，体现了一种阴柔美。特别是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感情缠绵悱恻，凄婉动人，更是极尽婉约的柔情之作。而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虽是豪放词，但其笔调婉转曲折，感情含蓄细腻，具有一种悲郁的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词的“阴柔美”的审美特征。正因为词以抒情为主，所以清代诗人张惠言说：“（词）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向感动。”再次，词与抒情诗相比较，在抒情上有更大的坦率性和真实性。“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这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后来，汉人对此又有更多解说，强调诗在政治和伦理道德上的教化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文学的审美作用。魏晋六朝是文学觉醒的时代，陆机在《文赋》中特别强调了情，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言及“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强调了情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这些也比较符合诗的抒情特点。至唐，诗言志抒情并行。至宋，则分道扬镳，言志以诗为主，人们常常用诗评价、抒写政治见解、品德情操等。所以，诗人写诗时往往恭而敬之，严肃以待，一点也不敢马虎，即使偶然涉及情恋之事，也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不敢尽言心中的感思。而对起源于民间，流行于市井，作为娱乐工具的词，人们往往以游戏之笔写之，在艳情恋思上敢于直抒胸臆，将隐晦细密的感情写入词中。正如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的：“……（词）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悱恻不能自言之情。”古人云：观人于揖让，不如观人于游戏。言游戏之中，人们往往不加掩饰，而将心中所思直接表现出来。因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