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 宗教 民族.docVIP

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以科索沃宗教冲突研究为例 一宗教与冲突研究的学科分野 科索沃地区的宗教结构主要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和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裔为主，另外还有信仰东正教的罗姆人、说阿尔巴尼亚语的阿希卡利人和埃及裔穆斯林。宗教信仰是科索沃地区划分族裔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准和来源之一，不同信仰的族裔之间不乏以暴力宣泄彼此仇恨的历史。西方对宗教与科索沃冲突的研究目前可循的研究基本偏重历史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以英国波斯尼亚协会(Bosnian Institute)主席诺尔·马尔库姆(NoelMalcolm)所著《科索沃简史》为代表的历史学观点认为，科索沃是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两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地，科索沃冲突的祸根是从古代帝国统治就埋下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方基于这种巨大历史文化差异争夺优势地位造成相互攻击不断。[21]因此，难以断言科索沃究竟是属于塞尔维亚还是归于伊斯兰世界。[22]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西方对科索沃冲突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科索沃的冲突是因为前南政府过于宽松的民族自治政策侵害了相关宗教群体利益，产生了培养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乃至发展到对基本人权完全无视的相互杀戮；[23]其二，外部主观的“人道主义”干涉加深了彼此的误解，最终促使这一地区走向进一步分裂；[24]其三，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科索沃问题和谈和救济难民方面有功绩。[25] 二宗教与冲突研究的层次分析 　　(一)强调宗教个人层次对冲突相互作用的研究，借用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非·安南(KofiAnnan)的言论，宗教冲突问题“从来不在于信仰，不在于圣经、摩西五经和古兰经，而在于信徒，在于人的行为”[26]。从个人层面角度的研究有两种倾向，多数观点着重于认定精英，包括政治领袖人物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领导人，在涉及宗教因素的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关于教宗影响力、重要宗教领袖、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等等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27]另外也有一定数量从基层或者边缘的宗教教职人员角度论述的著作，侧重研究他们在冲突激化或者和解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隐秘性关键作用。至于关注于个人宗教身份认同与冲突之间的辩证联系的相关论述也应归属于广义上以个人层面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的研究，这类带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色彩的论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极受关注和推崇，因而数量繁多。[28]“9·11”之后，对宗教恐怖主义个人的研究也引发学界热议，典型的有马克·杰根史迈尔撰写的《从神的恐怖主义者：宗教暴力的全球兴起》[29[。 　　(二)强调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在宗教或者宗教精神传统之上的群体性社会行为体与暴力冲突之间联系的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信仰的政党、宗教制度化教会、宗教和平运动和宗教非政府组织机构(包括慈善救援组织等)四个领域。政党的宗教背景或者宗教倾向会反映到政党的政策诉求，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统右翼“反共十字军运动”[30]，又如影响力大的宗教利益团体游说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法》法案通过。[31]西方研究宗教非政府组织与冲突一般多从人道主义救援立场来分析，[32]严格说来，从制度化宗教的组织角度研究宗教在冲突中运作的思路并没有跳脱出宗教研究的传统逻辑。从基于信仰的相关团体和宗教组织角度分析宗教在冲突以及冲突解决中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的成果目前似乎仍不算很多，世贸大厦倒塌之后西方理论界引用率较高的学者有史考特·艾波比(ScottR.Appleby)，马克·格平(Marc Gopin)以及大卫·斯莫克(David Smock)等等。此外，还在宗教极端势力控制下的宗教恐怖组织也应属于宗教团体组织层面的考察范畴。[33] 　　(三)宗教在国家层面发生冲突和内战的理论探讨中，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llanUniversity)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教授的近期研究成果较为典型。福克斯在其多部论著里将宗教视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宗教与文明 之间的关系是重合或者叠加，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是政治国家内部群体身份认同来源之一，宗教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如果对国家内部宗教事务处置不当则极易引发冲突。[34]对于民族国家层面宗教与冲突的研究，有一部分学者专注于政教合一国家与武力冲突之间联系的分析，主要涉及伊斯兰运动之后伊斯兰国家介入的伊朗问题、中东问题等等。目前一般认为，倡导政教合一的宗教排外性强于倡导政教分离的宗教，导致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更大。[35]宗教与国家安全之间有着从无形到有形，从局部到整体多重紧密的联系。[36] 　　(四)持全球体系层次与全球宗教布局构成这一整体观念的学者主要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比如早期的彼得·伯格)认为宗教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整体式微，世界是“世俗化”[37]的，研究国际政治应抛开宗教这块“神圣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