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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当“铁血产业”走向市场 　　GDP这样的综合性指标才是一个“现代指标”，而钢产量是个“近代指标”―在弱肉强食，国际秩序构建完全以武力为后盾的时代的国家博弈“实力指标”。 　　在普通人眼中，西方殖民者打败落后地区的抵抗力量都是通过先进的“洋枪洋炮”，即“热兵器”对“冷兵器”来实现的。但这是一种不小的“误区”。 　　西班牙人作为美洲早期的殖民者，其打败和屠杀印第安人主要依靠的并非热兵器，而仅仅是钢铁的刀剑。这种胜利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印第安人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竟不知钢铁武器为何物，他们最坚硬的武器是没有利刃的青铜棒，以及石刀、弹弓。 　　可以说，殖民运动开启了人类最早的“铁血时代”，钢铁是一个民族战胜另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免于亡国灭种的“物质基础”。直到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钢铁的这种地位都从未改变。 　　作为一个工业后发国家，中国人对钢铁的情结更加独特。到本世纪初，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产量第一的钢铁生产国，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成规模钢铁企业。 　　 　　不过，这个在过去被视为国家实力，并寄托政治精英富国强兵梦想的产业早已不复昔日荣光。它正在成为中国工业体系痼疾的“集大成者”，乃至国家经济的一种“负担”。 　　任何一个产业，它都不能过分地被“政治化”，否则它最终的“市场化”将面临更严重的痛。 战争和钢铁 　　钢铁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指标，这种“铁血倾向”主要是被战争放大和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的近代和现代战争几乎都是一场钢铁产能的博弈。1800年，英国的钢铁和煤炭产量比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还要多，这意味着它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将很难被挑战。 　　1913年，德国钢产量达到了英国的2.2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联合了 “布娃娃帝国主义”奥匈帝国等多个“二流”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战。 　　1940年，德国钢产量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总和，也超过新兴的苏联。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二战格局瞬间改变。 　　“失道寡助”当然是德国和其盟友战败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两次大战几乎就是一场钢产量的博弈，战争结果基本上就是钢铁产量的“较量”。 　　一战之前，尽管德国钢铁产量在欧洲排名第一，但美国1913年的产量超过了3100万吨，而德国不过1760万吨。1940年，德国及其占领区的钢产量为 2610万吨，但美国早已达到了6076万吨。两次大战，美国的参战立刻让德国的“钢铁优势”荡然无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对“老冤家”德国和俄国（苏联）的“钢铁博弈”。1913年，俄国钢产量为480万吨，不到德国的1/3。但1940年，德国（含占领区）和苏联的钢铁产量，差距已经不明显。1940年，苏联钢产量达到了1832万吨，达到了德国的70%。 　　一战时期，俄军根本不是德军对手，德军在东线围歼数倍于自己的俄军，是一种常态。最后，俄国几乎自动投降，而德军也视之为无物，大摇大摆从东线抽调主力回援西线。但二战时期，格局已明显改变，苏联的战争后劲显然超过德国，而钢铁无疑是基础。 　　这段战争史，本质上也是经济史，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很多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的苏联基于一战俄军可笑的战斗力而“痛定思痛”，其政治精英认为，要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杀出血路，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其基础便是重工业。 　　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加入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因此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而重工业是所有工业的基础。 　　中国发展钢铁的动因和苏联类似。不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都深刻地懂得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的薄弱是中国长期被欺凌的重要原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吨，约为当时美国的1/10。尽管和欧美列强相比，日本不过是个“二流国家”，但它对中国的物质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中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中国人只得以血肉之躯和数倍于日寇的伤亡去赢得惨烈的胜利。 　　因此，建国之后，钢铁工业成为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理性选择。在1980年代之前，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除了粮食产量，就是钢铁产量，在一些特殊时段，它们是地方官的“考核指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GDP概念。 实力指标之变 　　但不同经济体对钢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在欧洲国家积极“备战”、不断加大对钢铁产业投资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的经济衡量体系已经开始转变。 　　1932年，为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对经济危机提供决策参考，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经济分析处同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一起编制了1929年～1932年全国国民收入（NI）数据。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时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