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债权形式主义重塑船舶所有权变动法律制度的困境.docxVIP

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的规范解释起着与法律同等重要的作用, 是中国法院和法官每天办案的直接依据。如此一来，处理船舶权属的“直接依据”与基本法一旦出现冲突，必然引发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如何适用法律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审判实践中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第10条第4款引发的最大担忧应该来源于担负船舶登记职责的海事行政部门和对船舶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的法院，因为传统的做法是依据登记判断船舶所有权主体, 现在依照公信力较低的“交付”或“占有”就能改变已有的登记，这将导致识别的困难和为作假提供可乘之机。二、将交付置于船舶所有权变动的核心，既忽略了船舶运营的特殊性，也忽略了交付内涵的多种法律形式首先，船舶是特殊的动产，其特殊性之一体现在现代航运经济下，市场主体对船舶占有形态的多样化：①占有辅助人之占有，如船长和船员实际操作着船舶的运营；②非所有人之占有，如光船租赁下承租人的占有，船舶融资租赁中承租人之占有。因此，单纯的占有已经不具有彰显“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司法解释》第10条反复出现“交付”一词，然而，法律并没有对如何理解“交付”做出具体的规定，也没有对此法条适用的“交付”的形式作出明确的限制。“交付”这一处分行为本身就包含有多种形式。在多重买卖下，出卖人可以进行多重的交付，此时就难以判断占有船舶的权属。交付可分为两类四种：（1）现实交付（《物权法》第23条）；（2）观念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