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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别离》：伊朗人的脸面 《一次别离》：伊朗人的脸面 电影完后，我像最后镜头里的纳德夫妇，傻坐了好一阵子。我在想，这种片子，若是中国的电影人，会如何拍？会不会像电视栏目《今是说法》？《法制与社会》？还是《寻情记》？总之，一定会拍得新闻不像新闻，故事不像故事。主题无论怎么升华，都甩不掉偏执、做作和小家子气的烙痕。——羞愧啊！我们这些文艺人。 小成本电影《一次别离》，据说只花了三十万美元，从简单的几个场景来看，称作室内剧也不为过。可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炉火纯青的功力把幕后的一切简陋全给弥补了，洁净的镜头语言一直在紧凑、低调、朴素地控制着情节的走向，不靠背景音乐煽情，观众也完全被他俘获了——至始至终都处于精神的E点上。最后，当全片惟一的音乐响起，情感喷发，直抵高潮。一场电影下来，就像与爱人在阔床上来了一次灵肉交欢。这才是电影的最高境界。除中国电影外，我能从很多电影中获得这种情感高潮。 “爱死伊朗了，爱死伊朗人了！”当我冲着婆娘脱口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发觉，除了出神入化的叙述手段，导演还在片子里蕴藏了无限的政治寓意。老实说，我完全把由佩蔓·莫阿迪主演的纳德，当作了伊朗的脸面。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在一部鸡毛蒜皮的片子里，居然可以让观众领略到他们整个国民生机勃勃的精神深度和道德纬度，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么，这是怎样一张伊朗人的脸面呢？ 电影开始，就是一场精彩的法庭对白。女主人西敏虽然认为丈夫纳德为人正派，但还是要离开他，移居国外。原因是这个国家已看不到希望。纳德虽然爱她，只能忍痛放弃，因为无法扔下瘫痪在床的老父亲。两人在法庭争执的焦点是，十二岁的女儿特梅究竟归谁？ 这个场景，放在其他国家，或许没有那么重的政治气味，但置于正被西方强势文明口诛笔伐的伊朗，就大不一样了。很显然，纳德代表着伊朗的强硬派，西敏代表着伊朗的妥协派。随着故事的推进，纳德有一次曾冲着西敏大叫道：“你一遇到什么事情，要么就是躲避，要么就是妥协，你从没想到迎上去解决它！”差一点就把这种象征给挑明了，但毕竟没有挑明，被导演控制住了。瘫痪的父亲则象征伊朗积重难返的历史，女儿特梅象征着伊朗尚不明朗的未来。在山雨欲来的时局下，伊朗的妥协派要放弃历史，裹挟未来，向西方文明靠拢。但强硬派既不想抛弃历史，也不愿放弃未来。 现在来看，强硬的伊朗人是不是像西方所指责的那样暴虐邪恶呢？ 不是。随着镜头对一件日常琐事的跟进，纳德的品质被一点点彰显出来。一、纳德坚持真理。女儿的老师出错了，他宁愿女儿被批评，也不让女儿人云亦云，跟着错误走。二、纳德很有孝心。对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更是发自内心。有一次，在给父亲擦洗身子时，纳德忍不住抱着父亲衰老的身子失声哭泣。这除了对父亲深厚的情感外，还可以看出纳德的第三个特征：坚忍。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都能坚持下去，不被摧垮。纳德和男女雇工几次寸步不让的谈价，有人也许会认为纳德没有同情心，但我却从中看出了纳德的第四个特征：坚持原则。行市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必歪歪叽叽地讨价还价。廉价的同情只会让穷人把别人的施舍当作理所当然，从而变得没有羞耻感。 纳德的同情心，是在与佣工的那场官司中凸显出来的。由于佣工的丈夫咆哮警局，警察要关他禁闭。佣工泣涕四流，求警察高抬贵手，但警察不为所动。这时立在一旁的纳德，不是幸灾乐祸，反而忍着自己被冤枉的委屈，替对手求情。 佣工流产，与纳德的推搡是否有关，纳德一直心存疑虑。但自己的父亲被佣工捆绑在床上，几致死亡，却千真万确。起初，纳德本想针锋对麦芒，反诉佣工。但在要脱掉父亲的衣服验伤时，他却突然放弃了。这是个细微而温暖的镜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面对苍老的父亲，纳德的心一下子柔软起来，他当然知道，只要他一起诉，佣工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更会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纳德放弃了反诉，纳德有宽阔的胸怀，胸中满是悲悯。 当然，纳德也不是十全十美。为了赶走女佣工，以及后来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纳德也撒谎。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撒谎者有着很强的羞耻感。在亲人的明眸下，纳德被自己的谎言弄得心神不安，完全抬不起头来。 别有意味的是，由于他平时教导有方，一直被真理滋育的女儿这时反过来将偏离轨道的父亲，重新纳入正轨。面对女儿，他坦承了自己的谎言。这个细节，让我们能够隐约察觉到伊朗社会本身具有的强大纠错功能。 但现实并没有因为纳德的坦承而变得美好，反而更加残酷。十二岁的女儿为了保护父亲免受狱灾，也被拖进谎言的陷阱中。一心要探明真相的纳德为了让女儿不受伤害，不得不选择糊涂的妥协，愿意以赔款的方式了结这桩不明不白的官司。但有个条件，他要求佣工手按《古兰经》发誓：她的流产是因为他的推搡所致。并还要求自己的女儿和佣工的女儿在场。这时我们又获得了纳德的另一个特征：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