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孟荀与儒家诗学的展开（改定本123）.docVIP

第二讲 孟荀与儒家诗学的展开 读过《论语》的人，一般都会有《伦语》平实，如话家常的感觉。孔子思想，有平实的入世风骨，对“性与天道”这一类超验姓的问题，不感兴趣。在儒家的思想谱系里，孟子和荀子在秉承孔子仁义礼乐思想之外，还在孔子不言的“性与天道”两大领域，分别开出了儒学新境界。从而使孟、荀之于孔子，犹如西方思想谱系中的亚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图。但在儒家诗学展开的问题上，孟、荀表现出来的气度，所达到的实际成就，却远远无法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诗学的展开相比肩。 孟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 孟子是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思伋）的学生。在“天下不归扬即归墨”的时代，孟子毅然以宗师自任，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承三圣（三圣：禹、周、孔。“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自期，（《滕文公》下）挽狂澜于既倒，为他赢得了“亚圣”、“醇儒”的身后名。 面对“世方争于气力，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的政治局面，孟子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传说人物尧舜身上，聚集了古代氏族民主的一切美德。故而，在孟子思想中，积极弘扬古代氏族民主精神，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孟子思想的基本架构是：倡“王道”、尚“仁政”、主“性善”、重“内省”。“王道仁政”是孟子从古代氏族传统中提炼出的社会政治经济纲领，“性善内省”则是推行“王道仁政”的理论依据和“王道仁政”的实现途径。孟子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把“王道仁政”之社会政治经济纲领的实现，完全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自律和意识自觉上，从而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这就决定了孟子对孔子不大言说的“性与天道”中的“性”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心性”之学成了孟子之学的重要内容。 孟子对他所推行的那一套“王道仁政”政治经济纲领，充满信心。其实，到孟子时，“兢于道德”的“上古”，早己成为仅供恋古的思想家想象的历史，社会发展已经经历了春秋时代的“逐于智谋”，进入了“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故而，孟子推行的“王道仁政”，只是一去不返的氏族传统在思想上最后的回光返照。这就决定了孟子之学“千年绝响”的命运。 《滕文公》下说，孟子生前，也曾显赫一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但没有哪个诸侯真正接受过他的主张，就连方圆才五十里的小小的滕国国君，都觉得实行起来很困难。孟子那充满玫瑰色理想的“王道仁政”，丝毫也阻挡不往“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的历史潮流。僻处西陲的秦国，正是因为自秦孝公以来一直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不动摇，才得以横扫六合，混一天下的。 秦亡汉兴。汉高接受了陆贾的建议，文化政策多有调整。孝文帝时，“为广游学之路”，朝庭设立过孟子博士。但孟子高扬古代氏族传统的“王道仁政”，无论是政治理想还是经济设计，都难于适应汉家专制主义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运作。待汉家政治方针确定下来之后，旋取消了孟子学博士。“独尊儒术”之后，学官只立荀子所传五经博士之学。 唐朝有志于复兴儒学。儒家经典由两汉的“九经”（ 《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扩大到“十二经”（新增《论语》《孝经》《尔雅》）。韩愈在“辟佛”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孟子“心性”之学的思想价值，并极力推扬孟子。但终唐之世，《孟子》始终未能进入儒家经典之列。孟子真正名声鹊起，是在理学兴起之后。朱熹把《论语》、《孟子》与从《礼记》中单抽出来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为儒生进入儒学堂庑的基础教材，为《孟子》进入思想主流广开道路。孟子的“亚圣”地位，就是在宋代正式获得的。《孟子》这部书，也是在宋代被正式尊为经典，与《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合称“十三经”的。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确定科举统一以“经义”取士，替代唐以来盛行的诗赋试进士。《四书》被确定为科举考试命题的题库。明清沿之。《孟子》成了举子们的必读之书，地位更加显赫。但即便是在宋元明清，孟子之学也只是在“学统”、“道统”中占地位，并未进入“政统”。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明太祖朱元章曾因《孟子?离娄下》有“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若寇仇”的句子，一怒之下，罢去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后来虽然在廷臣冒死谏争之下，恢复了孟子的配享资格，但《孟子》这部书，必须删去“草芥、寇仇”之类共85处冒犯君威的句子之后，才许刊印。（见《国史旧闻》第1分册第122条《非孟与孟子节文》所引文献。） 到了近、现代，《孟子》书中推尚的古代氏族民主那部分内容，受到空前的重视。维新志士（例如谭嗣同）试图借它来颠覆封建君主制度。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借它来抵御不断东渐的西方民主政治。现在看来，这些都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不是靠“仁学”，而是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人武装颠覆的。现代中国，尽管一再强调中国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