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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音乐学院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 宋祥瑞 缘起和现状 　　1994年9月，笔者第一次在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开设了“大众音乐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 of Music）专业课程(开办此课程受到了时任音乐学系主任田可文教授的大力支持)。当时只有我一位专业课教师和一位91级的专业课学生（王薇，1996年毕业，现在深圳有线电视台工作）。笔者主要从事西方艺术哲学史、和音乐美学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中国书法美学的研究和教学。　　自70年代末兴起的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带有鲜明的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这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然的音乐现象，更多地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显示了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之“后文革”时代中国社会，包括心理、伦理、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政治意识、经济和科技发展以及生活态度的变迁，并且，典型地浓缩了这个变革的过程：因为它经历了“为政治服务”的音乐(“文革”中，以样板戏和“语录歌”为代表的那类音乐)，到情感真实表现的音乐（打倒“四人帮”后所产生的那类音乐，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抒情歌曲或轻音乐），再到市场化的娱乐的音乐（我们现在所经历着的流行音乐）的演变。我们可以概括为：为政治-斗争的音乐、为艺术-表现的音乐、为娱乐-消费的音乐（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文化，我们可以用红、白、黑来象征）。这个演变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由“阶级斗争”为主的封闭型社会逐渐向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放型社会转变的历史。但是，由于我们固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原始的音乐类型和审美习惯不同于欧美流行音乐产生、发展的那些条件，因此，其中所蕴含的一些现象特别令人关注（详后）。由于现代流行音乐与大众传媒技术之间具有一种非常内在的关系，那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演变就成为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且为任何其他学科所不可取代的途径或方法论。这就是我当时开设这门课程的初衷。　　根据上述考虑，那时我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历史的梳理上。一则，是当时没有现成的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科书；二则，要建立源自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实情的大众音乐传播学必须而且也只有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缘起和演变的过程中梳理出一些典型的现象，以便为今后的理论建设提供必须的材料，因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和传入一起成长起来的，例如，70年代末，邓丽君的歌曲最初就是随着单声道盒式录音机俗称“砖头式录音机”以及紧接其后的“三洋”立体声录音机一同流入中国大陆的，这是影响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决定性事件：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首唱者的李谷一及其开始曲《乡恋》便是受其影响而产生出来的，旋即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李谷一因此被誉为大陆的邓丽君，成为焦点人物。同时，基于立体声录音技术的流行音乐磁带迅速遍及全国，不仅对大陆作曲家的作曲观念形成了挑战和冲击，而且，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大陆普通百姓的音乐感受心理，以及对音乐音响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这广阔的市场和前景诱人的经济利益，在客观上，催生了中国现代音像制品业的兴起：1979年1月广东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应运而生、率先涉足此领域，开始了中国生产立体声盒式录音带的历史，遂成为中国流行音乐音响制作的开路先锋。在其影响下，82年11月15日，中国唱片社(及其五家分社，即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和北京)、中国唱片厂、中国唱片发行总公司三家合并,成立了“中国唱片公司”（1985年2月2日改名为“中国唱片总公司”）。实际上，到83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已经涌现出了100家左右生产销售录音制品的公司。82年全国的盒式录音带发行量为600万盒，到了83年猛增至1800万盒。有了音像公司就要有作品，然而，在当时，中国还没有人会写基于立体声录音技术的流行音乐，于是，一种新的现象就产生了，这就是“扒带子”；所谓“扒带子”本质上就是盗版，即通过耳朵将港台歌曲的配器音响记录还原成总谱，然后根据这个总谱组织歌手和乐队模仿原版演奏、演唱，最后录制成磁带。几乎所有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作曲者都是通过“扒带子”而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八十年代初电视机开始普及和香港电视剧《霍元甲》在大陆的播放，借助电视机这一大众电子媒介，大陆的平民百姓首次，不仅从音响上，而且从视觉上，眼睁睁地看到，或者说领略了什么是通俗的文化。从此，港台的流行文化就在大陆老百姓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它直接导致以后的“粤语文化崇拜”。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和发展与美国、日本和港台的情况有许多重大的差异（当然，差异不仅止于上述情况）。因此，从历史切入，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及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基础工作。三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也必须首先熟悉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