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诗乃在民间”看李梦阳晚年对诗歌复古的反思.docVIP

从“真诗乃在民间”看李梦阳晚年对诗歌复古的反思 　　摘要：李梦阳为了矫正因追求古“格调”而在摹拟复古过程中出现的弊病，使复古派所主张之“格调”说与“真情”说相契合，达到其“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所追求的理想创作状态，晚年从尊情出发提出“真诗乃在民间”，强调诗歌的真切之情、自然之音。 　　关键词：李梦阳 真情 反思 　　“格调说”和“真情说”是李梦阳，乃至前七子派诗学思想中的两大重点理论，然而李梦阳在实践这两种理论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以致徘徊于两者之间苦苦挣扎。 　　出于对古格逸调的追求，李梦阳要求古体法汉、魏，律诗取盛唐，于今人之诗中表现古人之格调，同时要求在创作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式，不可以意逆格，所谓诗歌“生有此体，即有此法”，又“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终不足以知文”[1]，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因要表现古人格调而刻意摹拟，以致不得不抛弃创作主体的个人情感、个性去揣摩古人心理，以及无法反映当下的时代格调的问题。尤其是至李梦阳后学，剽窃模拟之风深切伤害了诗缘情的传统，也违背了李梦阳等人意图恢复古典审美理想的初衷，胡应麟《诗薮》云：“自北地宗师老杜，信阳和之，海岱名流，驰赴云合，而诸公质力，高下强弱不齐，或强才以就格，或因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三名士外，五七言律，往往剽袭陈言，规模变调，粗疏涩拗，殊寡成章。”[2]但“真情说”恰恰又要求诗人要写真情，认为情感是诗歌产生的前提，“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1]，强调情感在诗歌中的核心作用。所以，在实践中，对于“古格调”的坚持和诗歌情感表达的需求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虽然，廖可斌曾撰文指出“复古派强调复古和强调诗歌必须表达真情实感这两者是相互统一的”，并不存在所谓李梦阳“晚年悔悟”的问题。①但细察李梦阳晚年言论，可知当李梦阳发现拟古太甚影响到诗歌情感的抒发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复古思想虽不致“悔悟”，但是有所“反思”的。李梦阳晚岁居开封，在《赠王弘化序》中云：“余不幸学古未成反戾，于今质劣以阻合，疏散以招谤，方恐惧退畏以求自新。”虽有面对后学的自谦之意，但亦意识到自己在前期致力古学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并为他人诟病，故其寄言王弘化曰：“愿弘化行其所学，求合于古而不必拘拘。”[1]强调在师古过程中不可拘泥、僵化。于是，李梦阳从情真的角度在《诗集自序》中称：“余之诗，非真也。王子（王叔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3] 　　李梦阳向民间求取真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雅俗之辨，向来民歌被列入俗文学，而不能与传统意义的雅文学，即文人诗歌等而观之，但李梦阳却从“真诗”之“真”去破除这种雅俗之分。诗歌之真在于表达真实的情感，而无关雅俗。而且，李梦阳认为人类的情感是丰富多样的，他指出： 　　“夫诗发之情乎，声气其区乎，正变者时乎。夫诗以言志，志有通塞，则悲欢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夫雁均也，声唳唳而秋，??而春，非时使之然邪？故声时则易，情时则迁；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典，变则激；典则和，激则愤。故正之世，《二南》铿于房中，《雅》、《颂》铿乎庙廷。其而变也，风刺忧惧之音作，而《来仪》、《率舞》之奏亡矣。”[1] 　　所以，正是处于人类情感的多样化，情感只有真实与虚伪之分，而没有雅与俗之别。破处雅俗之辨，使得民歌代表的俗文学可以与文人诗代表的雅文学等量齐观，为李梦阳向民间汲取创作营养，追求真诗扫清了理论障碍。于是，李梦阳在编订《弘德集》时，刻意加入了一篇《郭公谣》，并注云：“今录民谣一篇，使人知真诗果在民间。”[3]而且在《郭公谣》之前还有《童谣》一首： 　　“鸡鸣仓黄起，抛孩爷怀里，我但知添水煮糜，岂料村贾罩篱归来，烂了糜，公则骂，婆则打，小姑下床采头发，一缕发一缕麻，我母闻知心痛杀。” 　　此篇没有注解，故不知是李梦阳自作，还是采录民谣，但整首歌谣全用家常语叙事，写得天真烂漫，将少妇因做坏了饭而在夫家受到的屈辱，刻画的淋漓尽致，如在目前，使人悠然而生一种怜悯与不忿之情，很好地体现了李梦阳所强调的“自然之音”。另外，据李开先《词谑》记载，李梦阳曾以“市井艳词”《锁南枝》教诲于后学，何景明亦称赏之曰：“时词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4] 　　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李梦阳等人对于《风》诗的推崇和对于《雅》、《颂》的贬抑。《诗集自序》中引王叔武话云： 　　“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倡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夫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者，雅也。而风者亦遂弃，而不采不列之乐官。’悲夫。” 　　李梦阳又在《论学篇》中补充道： 　　“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