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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何为 　　摘要：“‘文化研究’何为”是一个大问题，任何本质主义的定义都会将之引入歧途。本文认为，就文化研究的现状而言，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仍处于不断变动与发展的过程中，建构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资源还有待进一步深挖与明晰。因此，文化研究应在不断的学术实践中不断厘清其本来面目，以期在与日常生活的交锋中征显价值。 　　关键词：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批判立场 　　自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成立以来，文化研究便伴随着英国的左翼运动、美国的大众文化及传媒文化、拉美的后殖民主义、世界女性主义逐渐由边缘步入了当今学术的最前沿。文化研究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姿态冲击着日益僵化、固守的学科疆界，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文化学者步入这一研究领域，越界的同时被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所着迷和收编。可是，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文化理论者用文化研究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时，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他（或他们）又是怎样了实现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的？有多少可疑的建议和犬儒的观点是打着“文化研究”的招牌赚钱的，有多少跨学科的行为不是凭借“文化研究”的名义而被容忍的，又有多少自称“有机知识分子”打着“批判”的旗号妨碍着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真正了解的？“文化研究”，这个看起来时髦的词汇并非是经过严格区分而构造成的专业术语。确切的说，它是笼统的、概括的、未经厘清内涵的，它包含的内容是如此广泛而驳杂，以至于它更容易遭到滥用而导致本身不再能指明任何对象。 　　事实上，对“文化研究”这个术语进行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枉费时间的。问题是“文化研究”已经非此即彼了吗？其研究的范畴已经确立了吗？了解了这一领域的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词，如大众文化、视觉文化、亚文化、后殖民主义并不算真正认识了这一理论命题。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它，掌握它，那么就需要在应用的过程中去发现它的真理性。“文化研究”只有在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时，才能被明确地定义，这时它才是有用的。“文化”本身或者“文化研究”理论本身不能替代思考与批判，正如“言之无物”意味着回避严肃的讨论，弄清你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含义才能实现对科学研究的实质性价值。 　　从实践的眼光来看，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框定出特定语境下的一套价值和一种审视生活的方式，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可以阐释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它，那么这种东西往往被视为意识形态，它似乎在告诉我们社会的本质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照它，史学家们会将同一类观念称为“思潮”或“思想气候”，让我们不得不以历时性的眼光把他当做一种“历史文本”，在多年之后试图去还原维系其蓬勃生机的思想谱系；也许关注的视角再转移一下，当我们不再只关注作为形式的概念，而是这些概念对整个文化的看法，我们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哲学术语――文化观来表达。不得不说，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问世之前就已经在逐渐地发生改变了。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文化研究”以及这一领域内部的各种观点，通过它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为条理化、精致化，同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潮流、文化观都在规定着“文化研究”这一术语，使它越来越显在化、理智化和经验化。我们并不是在任意地创造一种思想，而是在明晰业已信任且为我们不断构建的科学工作的基础。塑造一种智识活动，巩固它的地基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一思想活动处于不断变动或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理论资源的重新整合和自觉地引入运用铸就文化研究别样的精神面貌，但当你以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态度、去检验它们时，现实面前的它们可能显得十分软弱或畸形。例如，人们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由挪用而至反思的过程，体现出构造“文化研究”地基的材料并不是坚不可摧的。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未经质疑或辩护便被我国学者暴力地借用，紧接着，关于对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严重地挫败了这种错位的观点，于是才有接下来观点的倒戈及对批判理论的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重新确立起了对于大众文化的信任。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的学者已经能够辩证地对待这种类似于里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结合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消费理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以更为坚定的信心和勇气重塑大众文化，使之成为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也成为建构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实际上，大众文化能够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并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镇，是有其理论与现实依据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经济走向繁荣与跨国联合的大道上，而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集约化所带来的文明程度的加深，极大的引起了知识传播领域的革新。整个文化的生产进行着结构性的调整，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