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的素质与选举.docVIP

代表的素质与选举 ——兼论选举的成本问题 搞好换届选举和提高代表素质，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题中之义。两者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是因为，换届选举是人民挑选高素质代言人的法定机会；而人民通过换届选举挑选了高素质代表，才能实现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力，依法委托给信赖的代表来行使。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并没有把代表的素质作为换届选举的抓手；选举产生的代表，在素质方面不尽如人意，难以适应人大制度的要求，也难以胜任人民所委托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的换届选举，应该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总体要求出发，以代表的素质为第一要义。 有点变了“味”的选举行动 应该说，很多地方的党委、人大都把换届选举工作看作是人民政治生活和地方政权建设的大事，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的大事，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地方的换届选举工作变了“味”，出现了三个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是重代表比例，还是重代表素质？ 在一些同志看来，人大换届选举，要紧的是代表的构成比例。因此，在换届选举前，就给本届人大的代表构成比例定下一个“死杠子”，并把是否达到这个杠子作为衡量选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在换届选举的过程中，“比例”成为各项活动的“轴心”，也成为了开展选举业务工作的“准绳”。目前，有关“比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在确定代表比例时，不是从人大工作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平衡”和“照顾”出发——安排干部代表，讲平衡；安排群众代表，讲知名度——从而造成了领导干部代表多、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多的突出问题。据安徽、黑龙江、山东三省统计，人大代表“官化”的现象非常突出：在本届省人大代表中，各类领导干部安徽占到%，黑龙江占到62%，山东占71%。我省不少市、县人大反映，人大代表中，干部的比例一般占到40%，少数的占到60%-70%，个别的占到80%-90%。对此，有些群众讥讽说：什么人代会？不就是变相的干部会吗？第二，对代表构成提出硬性比例要求，在选举前就把比例下到各选区，选区的候选人只能“对号入座”。这样做，不但限制了选民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好中选优”，而且增加了选举组织工作的实际困难。第三，有的地方，为了符合上面规定的比例，只好改变已选出的代表的身份，将这一类身份的代表挪到那一类去。因此，在换届选举工作中，不适当地、硬性地规定代表的构成比例，或不适当地强调代表的构成比例，有悖于选举工作的原义。 毋庸置疑，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具有广泛性，应该由社会方方面面的、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志士组成，以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能够充分反映和正确集中社会各方面的意见。那末，究竟如何确定代表构成比例？着眼点应放在哪里？对这个争论多年的问题，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从人大制度的职能出发，从优化代表资源的配置着眼，在注意代表的广泛性的同时，着重考虑代表执行职务的特殊性。要把代表的素质条件作为换届选举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特别是在候选代表的广泛性与素质要求发生矛盾时，代表的广泛性只能退而求其次。 是重选举形式，还是重选举内容？ 人大换届选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发扬民主。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在选举过程中，要采用许多选举形式，把选民组织起来，由选民依法、自主地选出人民信任的、满意的代表——这是选举的实质内容和根本目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太看重选举过程中热热闹闹的形式，特别是看重选举的“参选率”和“一次成功率”。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指标具体地显示了领导重视的程度和组织的能力，反映了选举的“圆满”和“顺当”。殊不知，过分地强调了这两个指标，容易导致选举工作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为了追求“参选率”，有的地方通过发实物、甚至发钞票来吸引选民投票，而且行情历届看涨。有的选民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冲着这一二十元钱来投票的，“你们叫我选谁我就选谁”；有的地方则违反规定，过多地使用流动票箱，“方便”选民投票。试问，按照这些地方领导的心态，人民能把自己满意的代表选出来吗？ 是重领导意图，还是重群众意愿？ 据反映，在有的乡镇，把确保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作为选举工作的头等大事。这是一个一些领导非常看重而选民非常反感的问题。这样做，至少已经出现几个严重后果：一是组织包办，选民“厌选”，造成选举情绪低落，选民的意志得不到真实的表达；二是待遇不公，选民提出的候选人得不到与组织提出的候选人同等的待遇，侵损了选民的选举权；三是由组织包办选出的一些代表，事实证明不称职，得不到群众的拥戴，也对组织和领导的威望造成损害。因此，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