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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共识及其相互转化 ——关于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的哲学思考 陈新汉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14年7期 摘要：认同作为关于“我是谁”的理解，在“确立和认证自身”中，“让社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和“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在社会转型时期，尽管一元与多元共存，寻求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共识仍然成为当代社会的当务之急。认同尽管是“内省”的，但不是“私人”的，这就决定了共识体现在众多个体认同的相互作用中。在数字化时代，应该用“对话文明”替代“教导文明”。共识以集体意识的形式成为个体认同的强制力量，与个体价值观念形成共鸣，使个体在认同中形成归宿感。认同与共识相互转化，这个转化的方向与“熵”联系在一起。人文精神作为对生命过程理解的观念体现，是认同与共识转化中保持“度”的根据。认同与共识的转化总与信仰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党中央相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命题。“建设”和“倡导”都把如何使核心价值体系或核心价值观与国民相结合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认同是微观层面的二者如何结合的机制，那么共识就是宏观层面的二者如何结合的机制。研究这两个机制的内涵，揭示其如何相互转化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启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当前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倡导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个体在认同中确认“我是谁” 在汉语言中，“认同”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1](P466)；在英语言中，“identity最早是个哲学和逻辑问题(在哲学和逻辑里就译成‘同一性’)”。由此，认同“通常译为同一性、统一性或身份”[2]，内蕴着“归属感”，从而是在人格与社会互动中“维系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内在力量”[3](P101－102)。 马克思在1857年的《经济学手稿》中以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为中心，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三大社会形态：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相联系的前现代社会体现的是“人的依赖关系”，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现代社会体现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产品经济社会形态相联系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现的是以“自由个性”为特征的人的全面发展[4](P104)。当个体在“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面临着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整体予以经验时，自身的特性就成为他必须要明白的问题，于是“‘identity’就像原罪一样”，我们必须面对之。[5](P20) 尽管对认同有不同的理解，但主题始终是：“‘identity’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即我是谁。”[5](P20)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个体如果“认真地询问‘我是谁’，那么，就只能在这里寻找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6]。认同就是自我认同。 广义地理解，“我是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主体的“我”关于作为客体的“我”的知识性意识，这种意识与“我是什么”相联系，以事实判断体现出来；其二是作为主体的“我”关于客体的“我”的价值性意识，这种意识与“我具有何种意义”相联系，以价值判断体现出来。由此，认同包括“我是什么”和“我具有什么意义”。关于“我具有什么意义”问题的意识决定了“我”是否需要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的人生而努力，与对前一问题的意识相比较，对“我”的意义更大。因此狭义地理解，认同就主要与“我具有什么意义”相联系。[7](P139) “我具有什么意义”直接或间接地与主体的所作所为对于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程度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满足程度必然与主体承担的角色及其对所属群体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56)。角色是社会关系的承载物，个体总承担着各种不同的角色，某些角色对于处于特定时空的个体来说，有可能相互冲突；但一般而言，个体的主体性能够对所承担的多种角色进行协调，形成一个有机的角色丛。这个角色丛就是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我是谁”。 社会关系的实质是价值关系，体现着人生价值的价值意识即“我具有什么意义”必然扎根于个体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之中，从而角色认同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根”中就具有重要意义[7](P141)。这个重要意义归根到底是与角色认同中所内蕴的群体价值观念联结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我具有什么意义”的人生价值意识需要在群体价值观念即“个体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从而使“焦虑”的灵魂获得安顿。[9](P48)因此，通过角色或身份认同，认同总是与所属群体价值观念或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