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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 杜恂诚 　　【摘? 要】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把工业革命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等亚非国家的持续落后所形成的所谓“大分流”，归因于所谓文化因素，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企业管理水平，而劳动态度和管理水平则决定了劳动效率，从而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走向和发展水平。他在进行中国和英美比较时使用了1910年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作为证据。事实上。他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静态比较，并得出文化差异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在191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人职业培训的加强、工人“自治”制度的实施等；但负面的制约因素持续存在，如货币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国民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等。这些有待于国家的全面转型。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说明：随着企业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劳动效率就会不断提高。文化差异并不妨碍制度改进。“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很难成立。 　　【关键词】大分流；文化差异；机器棉纺织业；劳动效率 　　【作者简介】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1．11．136～142 一、“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 　　世界经济大致从18世纪起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即有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快速提高，成为越来越富裕的国家，而有些国家则继续其贫穷、落后的状况，改变甚少。对于“大分流”原因的探讨，是包括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等在内的世界各国很多学者长期研究的最主要的学术课题之一，并产生出好几种有价值的却彼此不同的观点。笔者大致上把这些观点分成两类：一类是综合因素观点，一类是特殊因素观点。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西方国家的兴起是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认为“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1】。迈克尔·曼认为，“各个社会及其发展都是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产物。这四种来源是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2】，欧洲奇迹的产生也必须从这四个方面来加以综合分析。持特殊因素观点的学者并非不注重综合因素，但他们认为某种特殊的因素起了最基本的最关键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作用是最基础的，因此，英国等西方国家率先产生和发展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于是国家在上层建筑等方面也率先向现代转型，确立了先行的优势。诺斯和托马斯对各项制度，尤其是私有产权制度给予了突出的重视，认为正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催生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西方国家由此兴起【3】。马克斯·韦伯则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认为新教伦理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中国的传统儒教因为只能被动地适应世界，因而是不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因素【4】。新起的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则强调“地下和海外”（煤和海外殖民地）的第一位的重要性【5】。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广义地说也可以归结为文化背景，他曾用投资数额的高低说明新教徒在经济上的上进心强过天主教徒，但这并不是他理论的主体部分。对于新教徒，他并没有区分职业人群或社会阶层。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系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也把大分流归因于文化因素，他的著作《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6】通篇没有只字正面论述各国文化，但他在论述“大分流”时，聚焦于英美等西方国家与中印等落后国家的劳动力效率的比较，认为两者高低悬殊，而劳动力效率又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决定的。作者的潜台词就是：各国劳动者不同的劳动态度决定于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他指出，1910年前后，美国北部的一个环锭纺纱工可以负责900个纱锭，而一个中国工人只能负责170个。美国北部的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控制8台普通织机，而一个中国工人只能控制1-2台。普通织机工的配备数量差异为6：1【7】。他引用1929年的一篇杂志评论说：“如果兰开夏的工厂里只需要雇用一个工人，那么印度纺织工厂里就要雇用3个人。”又引用1930年一位纺织专家的话说：“印度的劳动力效率非常低，很可能仅比中国的劳动力效率略高。与中国一样，这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纪律性都很差。”【8】关于“印度工人的态度和行为”，在1909年印度工厂劳动力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有详细描述：“大量印度工人可以任意缺勤，而来上班的工人可以随意迟到、早退、在工作时吃东西或抽烟。如果工人离开了机器，其他工人会代为监管机器。事实上，制造商们称工人们自发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轮班制。印度工厂的院子里要有饭店、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