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以儒道为一”思想考究.docVIP

向秀“以儒道为一”思想考究 　　摘要：向秀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之一，其“以儒道为一”的思想，是继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之后竹林玄学发展的新方向，且为郭象提出“独化”论，将“名教”与“自然”整合起来，完成魏晋玄学历史的和逻辑的演进奠定了基础。本文试从向秀这个过渡人物的思想出发，探索这一时期玄学的发展概况。 　　关键词：向秀；“以儒道为一”；思想 　　提及向秀，谈论最多的是莫过于《庄子注》，《庄子注》出自向秀还是郭象已成为哲学史研究上的一则公案，因向秀大部分作品的佚失，各位学者也是各执其说。近年来，有关魏晋玄学的作品已有很多，但对向秀思想的研究仍十分欠缺。向秀存世的作品仅有《晋书?向秀传》中所载的《思旧赋》和载于《嵇康集》中的《难养生论》两篇，要了解向秀的思想现在只能从这两篇文章中着手，但对其思想的记述并不完整，故对向秀个人思想的研究也就显得困难重重。鉴于此，本文将结合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发展的历史大背景及这两篇文章分析其“以儒道为一”的思想。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及“在古代思想中，道家最注重自然主义。所以东汉及三国之际，道家之学说又渐占势力……自王充以后，至南北朝时，道家之学益盛。道家之学，当时谓为玄学”。而《老子》开篇就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应是取《老子》中“玄”字命名。而玄学中对“无”与“有”的讨论也正是《老子》中所提及的“无”与“有”，道家认为这两者，同出于道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将二者统一为“玄”，所以将“道家之学”在南北朝时谓之为“玄学”是可以理解的。 　　玄学的产生一方面固然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分不开，同时也与东汉以来冗繁的经学形式分不开，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汉代经学的烦琐现象做了这样的记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经以自敝，此学者之大患也。”在这种情况下，知识阶层就开始寻找一种更为便捷的形式。 　　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中就对玄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透彻地分析，他认为玄学的产生主要受两方面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在二世纪中叶尤其是知识阶层渐渐疏远了那种以群体认同价值为标准的人格理想，转向了追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另一方面，二世纪逐渐滋生的博学通识的知识风气，进一步拓展了思想的资源，这种风气显然是在权威已经确立并笼罩了一切的时代中，为思想寻找一个舒展的空间。”正是这二者的影响，这一时代的思想与学术转了一个方向。 　　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议。东晋袁宏是对魏晋玄学做分期的第一人，分为四个时期：正始时期、竹林时期、中朝时期、东晋时期。袁宏的这种分发大体而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中朝时期还相当表面化。近代以来对玄学的分期主要是三分法和四分法，如汤用彤在《魏晋思想的发展》中提出“关于魏晋思想的发展，粗略分为四期：一是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是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思想流行。三是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是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但是这种分发并未将竹林玄学列为一个时期。冯友兰先生则是根据“有无”问题将其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正始时期的“贵无论”、中朝时期裴颁的“崇有论”阶段和郭象的“独化论”阶段。 　　这里采用冯友兰先生的划分办法，竹林玄学属于正始时期的“贵无论”阶段，而竹林玄学的代表思想是嵇康、阮籍的“越名教任自然”。名教，就是从汉武帝以来确立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儒家礼教。这种教义要求所有人都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落实自己的社会分工职责。从他们提出的“越名教”就可以看出是当时“名教”威信扫地的结果，是名教被政客架空的结果。被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名教”于是也被信任名教的有识之士所抛弃、冷落。这也正印证了葛兆光先生分析的其发生转变的原因。仅从这个思想的提法上就可以看出此时的玄学家将传统的儒家思想同道家思想对立起来。这在当时也是主流的玄学思想。 　　竹林玄学前期的这种“越名教任自然”的思想，是嵇康、阮籍想构建一个超乎现实的“自然”本体，使精神能够获得自由，并使个体人格得以完满和独立。但是当他们抛开名教，脱离社会现实而纯任“自然”之时，这种“自然”意识也就失去了其得以存在的根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其本体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种纯“自然”的社会建构也就无法实现。他们想抛开名教又不想完全抛弃之，想任“自